不过现在这一切还只能停留在“计划”上。

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迁移或者拆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批准前须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拆除；需要迁移的，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这意味着，被列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五二三厂烈士陵园，如要迁移，须报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

而澎湃新闻记者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文体局已经进行了上报工作，申请迁移五二三厂烈士陵园。

等待重建的纪念碑

除了五二三厂烈士陵园，大连市另外两处“红色纪念”——“四二七”罢工纪念碑的重建和抗日英烈董秋农故居的保护问题，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75岁的罗虎堂在等一个时间。罗虎堂是大连纺织厂的一名老职工，从大连纺织厂党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退休。

从2003年到2015年，他一直在为重建“四二七”大罢工纪念碑的事多方奔走。

2010年，罗虎堂甚至拿到了时任大连市长“同意重建纪念碑”的批文，然而至今仍然只是一场空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明年又是‘四二七’罢工胜利90周年纪念，那个罢工纪念碑很有意义，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到它的重建。”罗虎堂颇为感慨地说道。

1926年4月27日，大连福纺纱厂（1925年由日本人创办，现在的大连纺织厂前身）1200名工人，因不堪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剥削和虐待，在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领导下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工人们向日方提出了“不许打骂和虐待中国工人”等5项要求，不过都被日方蛮横无理地全部拒绝。

这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罢工工人们拉下全厂总电闸，并拉响全厂汽笛，千余名工人冲出车间，开始了向日本侵略者实施反抗。罢工坚持了101天，日方被迫在同年8月初答应中国工人提出的要求。

1951年，在罢工胜利25周年之际，为了纪念那场罢工，大连纺织厂工人们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后被送到旅顺日俄监狱旧址陈列馆。 澎湃新闻记者 罗杰 翻拍

1976年，大连纺织厂工人们又在重建了一座“四二七”罢工纪念碑，碑身的设计与罢工发生的时间相契合。罗虎堂还参与了碑文的创作。 澎湃新闻记者 罗杰 翻拍

罗虎堂回忆，那场罢工非常成功，“没有人牺牲，最终还达到了目的。”

为了纪念“四二七”大罢工，1951年7月1日，在罢工胜利25周年时，大连纺织厂在厂内竖立了一块小型纪念碑。1976年，在厂区南门外又重建了一个更具特色的纪念碑。

罗虎堂清楚地记得，新碑的黑色底座1.926米，代表罢工年代，碑身高度4.27米，代表罢工发生的日期，宽度为1.01米，则是罢工天数的纪念。

1994年，大连市委、市政府授予牌匾，将这个纪念碑命名为“大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之后，罗虎堂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他成为讲述那段历史的志愿者。

让罗虎堂伤心的是，1999年，“四二七”罢工纪念碑在大连纺织厂的土地转让过程中被拆毁。纪念碑拆毁后，原址建起了“东北名苑”住宅小区。这让罗虎堂总是忍不住感慨：“家门口的四二七路还在，罢工纪念碑却没有了。”

十多年来，罗虎堂和近百名大连纺织厂的老职工一直在为复建纪念碑而努力奔走。从2003年起，罗虎堂等人开始联名上书大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以及市政协要求重建这座纪念碑。

重建罢工纪念碑的建议，还得到了大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2006年，在大连市第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罗力彦递交了《将“周北公园”更名为“四二七”公园的建议》，建议公园更名后在园内竖立“四二七”罢工纪念碑。市政协委员张连臣也在大连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周北公园应命名为“四二七”公园的提案》。

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2010年，罗虎堂一度看到了“四二七”罢工纪念碑重建的希望。

他给澎湃新闻记者提供了一份名为《关于将周北公园命名为“四二七”公园并恢复重建“四二七”纪念碑的报告》。这份文件是由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呈送给当时的大连市市长。

文件称：“万才市长：根据您的批示……同意重建‘四二七’纪念碑……建议市总工会牵头，市城建局、市规划局、甘井子区政府配合……报市政府审批后，拟将项目列入2011年市财力投资计划，重建工作由甘井子区政府具体组织实施。”文件的落款时间是2010年5月7日。在文件最上面的空白处有时任大连市长批示的“同意”字样。

然而，5年过去了，罗虎堂的希望仍然没有实现。

他很遗憾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这些年一直为此事努力的老人们很多已经离世，“我算最年轻的，也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

废墟中的故居

等待的还有张立聪。他是大连走出来的抗日英雄董秋农的后人。

2007年，中国开始“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2009年清明节前后，在大连市金州区（现在的保税区）二十里堡韩家村，董秋农故居被发现。

之后，董秋农故居作为“20世纪初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收录在“大连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中，并在《大连文物要览》（大连出版社于2009年10月出版）一书中予以公示。

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张立聪激动不已，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和搜集关于外公董秋农的资料。

然而不久后，由于韩家村被规划为拆迁区，董秋农故居面临随时可能被拆毁的危机。

“这个故居目前只是不可移动文物，并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这几年，我一直为这个事多方咨询和申请，始终没有结果，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张立聪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董秋农，原名董万丰，1910年在大连二十里堡韩家村出生。张立聪小时候就一直听长辈讲述董秋农的事迹。

董秋农的学生时代是在大连和旅顺度过的。1928年，董秋农在旅顺二中读书时，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校方虐待和无理开除中国学生的斗争，并组织和领导学生罢课。一年后，转入北平（今北京）弘达中学（今北京二龙路中学）继续学习。后考入日本神户商业大学经济系。

在日本读书时期的董秋农。照片系首次公开发表。张立聪 供图

1937年，董秋农毕业后回国。当时家乡正遭受战乱之苦，看到日本实施的残酷侵略行为，董秋农心中燃起抗日革命的火焰，在胞姐的支持下，离家出走去投奔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七七”事变爆发时，董秋农三次去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军，最终在周恩来的批示下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敌工部，从事搜集、翻译日文资料工作。1938年，董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随肖华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秋天，董秋农奉命伏击途经山东陵县陶家一带的日军，在瓦解争取日军投降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9岁。如今，董秋农烈士已经魂归故里，其墓碑安葬在大连市金州区烈士陵园里。

董秋农故居被发现后在大连尤其是二十里堡韩家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地很多村民都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曾走出过一名抗日英雄。

据《大连日报》2009年4月8日报道，当时不少相关专家都表示，故居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董秋农及中国革命史、军事史有较大参考价值。故居应该被妥善保留，作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后人能够了解董秋农的英勇事迹，直观地感受历史。

这和张立聪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也希望故居能保留下来并以纪念馆的形式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然而，董秋农故居的现状却堪忧。

董秋农的后人张立聪站在损毁严重的董秋农故居前百感交集。他希望这座故居能申请成为文保单位，并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澎湃新闻记者 罗杰 图

8月22日，澎湃新闻记者跟随张立聪探访了故居。故居周围已经是一片废墟，地面上都是残砖剩瓦。破烂不堪的故居所剩房屋已不多，还被疯长的杂草遮去了大半。

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中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该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制定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张立聪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如果不是他和家人尽力争取，这个故居早就被夷为平地了。

5年来，张立聪一直通过博客等方式，呼吁有关部门能重视董秋农故居的保护问题。他多次联系大连市、保税区文物管理部门，得到的回复也只是“可以暂时保留故居”。对故居申请文物保护单位一事没有任何说法。张立聪不知道这个故居以后会如何处置，“一切还是个未知数。”

澎湃新闻记者就此问题多次联系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文物处和保税区文体部门，结果不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就是工作人员简单的回复“不清楚”、“请联系其他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