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失落与重建——再读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一石激起千层浪——云杉先生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以下简称《文化》）一文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网络文化界密切关注和讨 论。今年年初，笔者曾撰文《从文化自觉走向争夺文化领导权》，阐述了自己对《文化》一文的理解。时隔数月，回过头来再读《文化》，仍然觉得博大精深，很值 得继续研究。

云杉先生在文章的架构中，把“文化自信”置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之间，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文化自觉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的话，那么文化自信，则是通向这一目的的桥梁。毫无疑问，没有自信，就谈不上自强，更谈不上“繁荣发展”了。

应该说，云杉先生在目前情况下提出文化自信的命题是非常及时、有的放矢的，这是因为在今日中国，文化自信是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并成为诸多社会流弊的主要 根源之一。如果我们不能逐步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就无法有效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则无法解决“中国向何处 去”的问题。

中国精英已经丧失了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失落乃至丧失，在精英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届奥运会的主办国，有8分钟的时间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风貌，张艺谋是这场演出的总导演，这段视频现在在网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

那么，全世界的观众从这8分 钟里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被刻意裁成超短裙的旗袍、看到了高高踢起的大腿、看到了飞吻，而听到的则是轻佻的、挑逗性的旋律，整个演出的色调是暗红色的，营 造出来的是一种类似夜总会的气氛——无论是中国观众还是外国观众，都无法从中感受到文化自信，而只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媚笑的、勾引的、急于被对方接纳的“鸡 头”式的心理，这与其说是自信，毋宁说完全没有自信。难怪著名文化学者黄纪苏先生会不无讽刺地说“张艺谋的特点就在于组织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卖淫”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在首都北京，陆续出现了一批造价昂贵的新的标志性建筑，如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央视新大楼（北京人幽默地将其称之为“大裤衩”）。建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和50年代的首都10大建筑——如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等——在保证其实用功能的同时极力保持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尊敬不同，新的建筑体现的却是一种要和传统一刀两断的心理。尤其是造型酷似坟墓的“国家大剧院”，形成了对天安门广场的“大尺度入侵”，把它放在具有800多年历史的紫禁城旁边，确实是有点过于不伦不类了。有海外学者指出，在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出现了这么多类似天外来客式的建筑，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精英已经丧失了基本的文化自信。

更为奇特的是，2008年 汶川大地震，中国政府高效组织救援，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所有这一切，却被一些主流媒体解读成是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的结果，似 乎如果没有西方“普世价值”的熏陶，中国人连救灾都不会了。当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么看，由此引发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大争论，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最能说明中国精英在文化方面缺乏自信的是“文化贸易”。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但文化产业却是长期逆差。中国文化产业逆差比例高达1：7。具体到图书贸易逆差比则达到1：10，影视的逆差比更高。而反观美国，从1996年以来，其文化产品的出口就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产业。2004年，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2005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00种，输出24种。一段据说是撒切尔夫人发表的评论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无论这段话是不是撒切尔夫人说的，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因为它切中了要害。

文化自信缘何被丧失？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自信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过程。

在清王朝的所谓“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开始一路下滑，同时健康的核心价值观也开始一路下滑，嘉庆时就有“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 字”的说法，鸦片战争爆发时，清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都极度腐朽。现在一个公认的结论是，当时的大清王朝是败于大英帝国的“船坚炮利”，但主持虎门硝烟的 林则徐却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他发现，尽管有他本人的严厉督促，但广州的清军却仍然在偷偷地走私鸦片，这样的军队如何能够打仗？同一时代的魏源（《海国 图志》的作者）也认同林则徐的观点。他写道：“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当时清军官兵的习惯是：“进营要少，见贼要跑，雇替 要早，糙米要掉。”清朝中兴明臣曾国藩则说：“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核心价值观的腐朽导致了反侵略战争的一再失败。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是，中华泱泱大国的首都，几乎平均每隔40年左右就要陷落一次：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攻占北京，并占领了一年多的时间；1938年，腐败的国民党军队没有能够抵挡住日军对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进攻，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近代以来历次战争的失败，不是败于武器的落后，而是败于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衰落。可以说是腐败导致了失败，失败导致了文化自信的丧失。在戊戌变法前夕，谭嗣同那批忧国之士就已经开始为中国“筹办亡后之事”了。

但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痛定思痛，绝处逢生的能力。甲午战争成了中国文化价值观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以前还仅仅被西方大国打败，而这次却是被中华文化圈 边缘地带的“弹丸小国”日本所打败，并且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屡次败于中国，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甲午战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开始转向，在此后的半个 多世纪里，在救亡图存使命的驱使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一直处于上扬的过程——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中，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跳出了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此后又经过20多 年的努力，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平等的、有尊严的一员重返国际社会；与此同时，借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实现了自己的工 业化，建立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拥有了“两弹一星”——所有这一切成就，使得中国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 的典范，中国人民也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文化自信，毛泽东充满自信的声音“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所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无疑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

中国文化自信的再次失落，应该说始于80年代。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了，发生一些曲折，这一点毋庸讳言；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内外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得不选择了一条“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比如1970年，中国的消费率只有63%，积累率高达37％，而同期比中国更加贫困的印度，其消费率则为78％，比中国高15个百分点，积累率则为22％。

如此一来，在80年代初打开国门后，从精英阶层到平民百姓，无不惊讶于西方丰裕的物质消费水平，由于不能客观地认识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许多人进而开始怀疑中国选择的道路是不是正确，甚至产生了失败主义情绪，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全盘自我否定，到上个世纪90年 代，文化自信更是降到了谷底。一时间，谁把经济从公有、计划搞成私有化、市场化，谁就是改革家，谁在娱乐消费方式上突破大一点，谁就是勇于开拓，敢于开 放。结果被解放出来都是私欲、物欲文化，个人主义、情爱、情欲至上，一时间，大众文化中除了情爱、低俗，就没有什么内容了。而宣扬道德奉献反倒被认为是虚 伪的，反而遭到人们的嘲笑。原始的私欲、物欲、情欲文化成了新思维、新观念。人们根本就不相信道德奉献是人的良心本性，反而把因个人主义、物欲情欲至上所 导致的官员腐败、社会堕落等问题都归咎于缺少民主、自由造成的，还诡辨说个人主义不是私利主义，若真摒除无私无我的社会奉献精神，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当 然就只剩下为个人情欲、物欲服务的民主、自由和解放。只剩下情欲、物欲的民主、自由和解放，对个人来说，就只是空虚和无聊，只能通过吃喝嫖赌抽加以刺激， 否则就会失眠、抑郁。

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

关于如何重建文化自信的问题，云杉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等三大路径，可谓高屋建瓴、气势如虹，的确，文化自信的重建，必须建立这样一种大格局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是稳固的，否则就很难建立，勉强建立了也会很快重新失落。

以笔者的理解，云杉先生提出的重建文化自信的三大路径，其分量是不完全相同的。其中“不忘本来”应该是基础当中的基础，因为它回答了“我们是谁？”，“我 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本来”，才能谈得上正确地“吸收外来”，正确地“着眼将来”等问题。

在如何“不忘本来”的问题上，民间学者也有很多思考，比如著名的文化学者甘阳先生，就曾经提出过“通三统”的主张，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存在三种文化传 统，“一个是改革开放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 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甘阳认为，未来“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即“通三统”。

甘阳的看法，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其优点是比较全面，不执著一端，这比当今活跃在台面上的许多自由派学者要强得多，缺点是缺乏主次，似乎这三种传统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在笔者看来，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最关键的一环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因为如果我们始终把西方作为唯一正确的参照系，则中国就永远是一个需要被 改造的客体，中国的文化自信就永远无法建立起来。只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参照系，提出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中国的文化自信才能够建立起来。

要完成这一使命，“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是不足以承担这一重任的，这已经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而 “改革开放形成的传统”也不足以承担这一使命，因为改革的关键词是“转型”，这里的“型”恰恰就是西方模式，真正能够承担起这一使命的，仍然是“毛泽东时 代所形成的传统”。因此笔者认为，“通三统”是要有主次之分的，这就是要以“毛泽东传统”为主，兼顾“古典文明传统”和“改革开放”传统，建立起自己的 “本来”。

行文至此，笔者不无忧虑地看到，目前在部分主流媒体和网络上，再次掀起了一股妖魔化毛泽东恶浪，这股潮流如果不能被有效制止，则重建文化自信的努力，很可能会落空。

英国的宪政学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 在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解释英国为什么能够率先实现现代化，并长时间维持其世界大国地位和国民向心力时，把英国政制分成两个部分，即“尊严的部分” 和“效率的部分”。其中“尊严的部分”是英国政制的外观，“效率的部分”是它的本质；前者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崇敬之心的功能，它使政制获得了权威和动力， 而“效率的部分”是对这种权威的现代运用；前者是从悠久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它复杂而堂皇，古老而庄严；后者是具有现代性的，简单而有效。大致上说，该政 制中君主和贵族院属于“尊严的部分”，平民院和内阁属于“效率的部分”；英王是尊严之首，内阁首相是效率之首。白芝浩还特别指出，“尊严部分”是数个世纪 政治文化积淀而成的，而不是通过立法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法律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政治心理或政治情感层面的东西。

虽然白芝浩认为，在英式政制中，作为政治心理层面的“尊严的部分”是其他国家难以仿效的，但实际上，任何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制，都可以分为“尊严的部分”和 “效率的部分”，在美国，“尊严的部分”属于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国父们；在土耳其，“尊严的部分”属于凯末尔；在印度，“尊严的部分”属于甘地……，简 言之，所有的现代国家，在经历从传统社会解体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个“国父”，而他则代表了国家的“尊严的部分”。

就新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毛泽东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缔造者，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国父”，是共和国全部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保护毛泽东不受亵渎，不仅是为了 捍卫历史的真实，更重要的保护共和国政制中“尊严的部分”，也就是保护共和国的尊严——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尊严可言，那么其国民的“文化 自信”又从何谈起呢？

所以，擦去毛泽东脸上的污垢，给毛泽东以作为新中国国父应有的尊重，应该成为中国重建文化自信的突破口和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