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毕竟是沐浴过朱子阳明学的所谓“唐宋遗脉”，它对昔日恩师的征服策略并不像俄国人对波兰那样陷于“技术”上的粗暴，而是有一套精巧的“民族发明”理论：既然倡导共和的革命主义者们在清末曾打出“驱除鞑虏”的口号，那么当满清皇帝退位，共和规模已具备雏形的时候，也就是日本政治理论家跳上前台，将“腐朽反动的满清统治者”和“满族同胞”做一个隐秘代换的时候，这一点在打着“泛亚主义”的日本黑龙会和中华革命党的来往中也能见微知著。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占东北后，将沫猴而冠的溥仪推向前台的理论支撑。涂在满洲国合法性上的厚厚脂粉，洒满了白山黑水间的膏腴之地。

另一例也颇能说明这个问题。1933年日本侵华“理论家”们曾秘密来到香港，和当时正准备掀起新一轮反蒋运动的国民党另一大佬胡汉民接触，许以“反蒋总统”的头衔诱使胡汉民投日，胡汉民当场拍案而起：“先来谈谈你们在东北对我们三千万同胞的罪行！”日本人则讪讪狡辩：“满洲国乃是应满洲人民族自决而立，和我们日本人没有关系。”

是这样吗？正所谓反者道之动，数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东三省沦陷之后，随后华北被划为“非军事区”也濒于沦陷的边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意识却真正被点燃了起来，从上海的一二八到北平的一二九，抵御外侮团结抗战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九一八的屈辱是一个崭新的民族精神淬火再生的起点。

一度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某教导旅

笔者在敬观抗战史料时，最不忍卒读的就是东北抗联的御寇事迹，在几乎丧失外援，无法建立有效规模的根据地的情况下，抗联的英雄们斗争条件之艰苦，战况之惨烈，落于笔上，字字泣血，纸纸镇魂。赵一曼宁死不屈，杨靖宇孤身战死，八烈女投江殉国……在时间序列上，他们先于佟麟阁、赵登禹们开始了抗日救亡图存之壮举，在空间序列上，他们也和左权、张自忠们一同祭奠于民族精神的祠堂中。

“抗战十四年概念”的提出，不仅能在学术界从“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的争论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启蒙救亡这两大主题做重新梳理。如果改编一下史学家陈寅恪论魏晋隋唐史的著名史论，在此问题上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之所以崛兴，盖取九一八全民抗战之血，注入民国政府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民族复兴之世局。

君不见，高卢雄鸡没有把他们现代民族主义成型的里程碑放在二战之沦陷，而是上溯到1871年对普鲁士之丧师失地；君不见，德意志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之开端，并不始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小德意志”创制，而是上溯到哲学家费希特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系列讲演；君不见，波兰国歌《波兰决不灭亡》的创作时间并不在20世纪后被瓜分之后，而是在浸满血与火的18世纪末；君不见，《义勇军进行曲》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在不愿做奴隶的国人中争相传唱……

同样，“抗战十四年”的概念并不完全是对原有历史文本叙事的诠释重构。如果说在九一八抗战之前，中华民族奋进不屈之精神尚还是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还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那么在之后，朝日已经烈焰中天可以燎原，婴儿也呱呱坠地蹒跚起步。从卢沟桥回望柳条湖的壮怀激烈中，让杨靖宇将军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对日寇招降的回话来结束本文吧：

“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我的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帝国主义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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