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的“隐秘军团”：跨国企业与游说团体

在当今的经济战中，真正推动全球力量博弈的不只是国家。大型西方企业、金融机构、科技巨头乃至跨国能源公司，正日益成为关键节点，它们曾经在不情愿中被卷入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较量。一方面，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是制裁工具的传导者；另一方面，它们自身也成为制裁对象，或主动配合执行国家政策，甚至在某些情境下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它们的存在展示了全球商业网络与地缘政治策略在经济战时代的深度融合。

汇丰银行的经历清晰展现了这一融合的转折点。作为全球最大金融机构之一，汇丰曾因处理涉及伊朗、利比亚、苏丹和缅甸的非法交易，于2012年被美国罚款19亿美元。这类巨额处罚远远超出“经营成本”范畴，宣告了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对全球银行合规的新强硬态度。BNP巴黎银行亦在2014年被罚近90亿美元，凸显了美国通过金融体系投射制裁力的决心。

然而，罚款并未终结故事。汇丰被迫启动全面合规改革，接受由美国司法部指派的独立监察员，并聘请前财政部制裁战略核心人物莱维为首席法律官，投入十多亿美元、动员数千员工，打造超越最低要求的全球合规体系。这一转型将其从曾经的违规者，转变为制裁政策执行的重要一环。它的系统筛查机制成了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影响力的延伸，有时甚至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以规避未来可能的惩罚。在中美科技对抗加剧之际，汇丰也因提供华为孟晚舟与Skycom有关的交易证据而登上风口浪尖，间接加剧了冲突升级。尽管汇丰重新站稳脚跟，其运作空间却已大大收缩，从“违规者”蜕变为“受控但不可或缺”的执行者。

类似的转变也出现在能源领域。埃克森美孚曾将俄罗斯视为未来增长的关键市场，与国有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在2011年达成庞大合作，准备共同开发北极油田，这一协议一度被普京誉为美俄关系的典范。时任CEO蒂勒森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甚至获得“友谊勋章”。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面对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的初步能源制裁，埃克森美孚仍试图推进在北极的钻探计划，甚至在俄方高管受到个人制裁后继续签署合作文件，显示其对制裁的抗拒。

但随着乌克兰东部战事升级与马航MH17事件发生，西方国家进一步收紧制裁，禁止所有支持新北极、深水及页岩项目的服务。此举让埃克森的北极钻探计划彻底失去合法性，只得申请短期豁免以完成收尾工作后撤出项目，尽管当时刚发现大型油气储量。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埃克森与BP、壳牌等西方能源公司一道，宣布彻底退出俄罗斯市场，放弃数十亿美元资产。纵使曾奋力抗争，埃克森终究无法违抗制度性禁令，只能接受在经济战博弈中所遭遇的重大损失。

2013年，时任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的雷克斯·蒂勒森在圣彼得堡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手中接过国家友谊奖。塔斯社

科技领域也未能幸免。在对华为的制裁战中，谷歌成为极为关键的参与者。2019年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后，谷歌终止了其使用完整版安卓系统的许可，导致华为新一代海外手机无法预装Gmail、YouTube、Google Maps等核心服务，也无法获得安全更新。虽然在中国大陆本就无法使用这些服务，但对国际市场而言，这一变化无异于重创。

谷歌此举源于法律义务，并非出于自身判断，却在实际效果上极大增强了美国政策的打击力。作为安卓系统与应用生态的主导者，谷歌的市场垄断地位使其决定直接影响全球手机市场格局。尽管因此失去了华为这一重要客户，可能带来一定经济损失，但谷歌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保持一致，也规避了政治风险。在安卓阵营内部，华为的削弱可能还反向强化了谷歌与其他厂商如三星的合作关系。

在当代经济战中，除了直接涉及目标产业的企业之外，游说团体等中介力量同样在塑造政策与立法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政策的发起者，也为其落地提供政治动能。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为例，其在伊朗制裁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作为美国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组织之一，AIPAC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便积极推动更为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当时，政府内部部分官员倾向通过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但AIPAC联手国会跨党派议员，推动了更强硬的立法策略。

早期，AIPAC与参议员凯尔、利伯曼和贝赫等人密切合作，制定制裁框架并构建政治支持网络，后又与梅嫩德斯与柯克等议员展开合作。其影响力在2010年《全面制裁、问责与撤资伊朗法案》（CISADA）和2012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梅嫩德斯-柯克修正案的通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法案不仅加大了对伊朗中央银行的打击，也直接瞄准其石油出口命脉。国会的主动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迫使行政部门不得不接受更严厉的制裁路径，即便白宫原本可能更倾向于外交斡旋。正如参议员梅嫩德斯所言，“若无国会，这些制裁根本不会实现。”

AIPAC还积极参与推动将伊朗银行从SWIFT系统中剔除的立法工作。这种运作模式使其既承担政策动议的发起人角色，又作为推动立法通过的关键后盾，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范围和力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通过激活国会立法权，AIPAC不仅将制裁工具制度化，还有效牵制了行政权的回旋空间。在推动以最大经济压力遏制伊朗核计划这一政策目标上，AIPAC成功调动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各方资源，其影响力堪称赢家。

从跨国企业到游说团体，在经济战的战场上，非国家行为体可以不依附于政府命令，却依然成为战争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发动机与操盘者。立法议程的设定、政策理念的输出、政治资源的整合，均展现了这些中介力量如何塑造制度性力量，使原本属于国家的经济制裁工具，在他们的参与下更具穿透力与执行力。他们虽无权决定政策，却承载政策成败的重任，成为21世纪制裁机器运转的“隐秘军团”。

“战争进入经济领域，依然只是大国的游戏”

在“全球经济战争”这一新格局中，美国外的大国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角色。中国既是美国打压的主要目标，也是日益成熟的经济行为者。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限制试图阻止其现代化和在关键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而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产业补贴、掌控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在全球经济中获取更大影响力。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摆脱对美依赖，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设CIPS跨境支付系统、推进技术自主（如“中国制造2025”和“双循环”战略）。

智能电动汽车车间里的机器臂

俄罗斯主要被描绘为西方制裁的对象，尤其是在2014年和2022年爆发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之后。俄罗斯的主要经济杠杆是其丰富的能源出口资源，并且其表现出将能源出口武器化的意愿，例如通过削减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施压。与中国类似，俄罗斯也在试图“制裁免疫”，方法包括去美元化、构建SPFS金融信息系统、推出Mir支付卡，以及加强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

欧盟及其关键成员国如德国、法国、英国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复杂角色。一方面，作为美国在G7框架下的重要盟友，欧盟在对俄全面制裁中起到关键协同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欧盟与被制裁国家间的深度经济联系（尤其是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其对制裁常持更谨慎乃至分裂的立场。欧盟自身也曾受到美国经济压力（例如在对伊朗问题上的次级制裁），因此近年来开始构建自身的经济安全战略，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追求“战略自主”。

这些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错综复杂。在G7内部的协调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合作，尤其是在对俄制裁上的统一行动。但总体而言，博弈与胁迫更为常见。美国频繁通过次级制裁和长臂管辖等手段，迫使全球企业在美国市场准入与目标国业务之间“二选一”，其出口管制也日益精细，如“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的运用。中国和俄罗斯则在努力减缓西方压力的同时加强相互合作，包括推动本币结算、扩大双边贸易、推进“去美元化”机制、并推动金砖国家联盟扩容等。同时，中国也在使用更隐性和灵活的反制手段对他国施压。如此多重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持续变动的全球经济斗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