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学习传统文化，不只是了解它优越在哪里，也包括了解它的“蔽”在哪里。只有因其利而去其蔽，求其得而防其失，才是真正继承传统美德。中西文明和价值本来是应该并且可以互补的。文明之间的际遇对于各方都是取长补短的机会。但如果在际遇中把自我与他者绝对化，对立起来，形成恶性的冲突对抗，甚至舍己之长，取人之短，把两方面的缺点和弊端都集于一身，那将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观察者网：您曾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价值观撕裂的时代。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价值观的撕裂是否是因为贫富差距拉大所致？

倪培民：近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价值的撕裂都非常厉害。尤其是这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大选中红蓝对峙，都伴随着价值观的截然对立。而且这些对立不只在局部和高层，它们渗入到了社会、团体、家庭，有时候甚至于使朋友反目，夫妇成仇。

这些价值观的撕裂，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与经济基础有关。你看美国总统大选的地图标示，很明显地，支持民主党价值理念的蓝方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和沿海经济、教育较发达的地区，支持共和党价值理念的红方大部分是在中部农村和文化较保守落后的地区。这里显然有对应的关系。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观念上的巨大变化，中美的观念冲突也无疑有经济利益在背后起作用。

但这些价值的撕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贫富差距，也不能说仅仅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人的价值观念受到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大众传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甚至与个人生活经历中很多偶然事件有关。每个人都有体会，一件事情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和发生在自己眼前或自己身上，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我过去近三十年里做的一件自觉比较欣慰的事情，就是带了许多美国学生到中国办暑期班，让他们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接触中国，接触中国的学生老师、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指导他们阅读，引导他们思考。不夸张地说，那短短几个星期的经历，改变了许多学生的一生。有了那样的经历，在这些学生的心里，“中国”和“中国人”就不会再是抽象的、极端化的符号，那些学生对他们自己也会有更深切的认识。

儒家“仁”道的核心方法是“恕”。这个恕不是简单化了的“宽恕”，而是将心比心，能够与他者，乃至宇宙万物感通的方法和能力。创造这种感通的条件，培养这种感通的能力，才是解决价值撕裂的根本途径。对心态比较开放的人，这比较容易做到。有些人把自我封闭起来，自以为是，生活在大众媒体按自己的价值观构建的堡垒里，只看得见自己愿意看到的，只听得到自己愿意听到的，那就很难改变了。

观察者网：您曾提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您看来，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讲述中国思想是一种削足适履的行为，无法展现中国思想的全貌。但是如果不用，则会让人觉得中国思想不是哲学，而只是宗教、或道德说教。面对这个两难的情况，您提出要把哲学这双“鞋子”给撑大。请问您觉得具体应该怎么做？

倪培民：过去一百年里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的关系始终摆脱不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一阴影。在西方哲学面前，中国传统思想似乎只能以牺牲自己的独特性为代价来取得其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故意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规范去过滤和遮蔽自身的独特内容，以求得“哲学”家族的认可。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人的文化自信相应提升，“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已被到处涌现的“国学院”和“书院”冲淡。曾经因为既不够哲学又不够科学而被搁置一边的修身功夫论也逐渐又回到了学界的视域当中。这一变化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从西方主流哲学框架里解放了出来，得到了按其自身逻辑和学理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思想可能出现闭关自守、与世界哲学脱离的危险。

这里确实有你所说的那种两难。我觉得解决这个两难的方法就是主动与西方主流哲学进行对话，既不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特性而画地为牢，也不丢弃自身的独特性去削足适履，而是以世界哲学建构者的姿态，以自身的资源去丰富和发展世界哲学，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升华。

就我自己而言，具体的做法是用“功夫”这个概念作为突破口。我发现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个“理智主义”的倾向。相应地，西方哲学对人的身心修炼、转化方面认识不足，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关注的核心。“功夫”概念无法在西方哲学术语中找到相应的表述，表现的恰恰是西方哲学本身的局限，因而正是中国思想可以对西方哲学视野的拓展作出贡献之处。

所以，我在用英语写作时，选择不作翻译地直接使用“功夫”的拼音来表达，以保留这个概念对西方读者的冲击力。这当然也得益于功夫电影的普及，使“功夫”这个词已经在世界上人尽皆知，只需稍加说明，告诉他们功夫不只是武术，它可以指称所有的人生艺术，就可以引向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了。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一方面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开辟功夫哲学的领域，为哲学提供功夫的视角或方法，构建功夫哲学的理论。我把这称作为“哲学的功夫转向”。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中国传统功夫论中的概念、命题和实践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和反思，让中国传统的功夫论思想得到哲学的提升。我把这称作为“功夫的哲学转向”。就像双人舞一样，两方面双向转向，这舞蹈就跳起来了。

电影《死亡游戏》中的李小龙与NBA球星贾巴尔（图源：搜狐网）

观察者网：在您的著作《孔子：其人与功夫之道》（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Way of Gongfu）中您引述了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 G. Creel）的观点。他认为，孔子在五十几岁周游列国，向那些顽固的统治者们宣传他的思想，让他们不要压迫人民是一种“伟大的荒唐”（a magnificent kind of ridiculousness），只有伟大的人物才会有。您认为，孔子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注重利益的市场经济时代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倪培民：这本书原来的名字是Confucius: Making the Way Great（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中译本为《孔子：人能弘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它是作为一本普及读物推出的，其基础是我多年来在美国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儒家哲学的授课提纲。后来在美国出英文修订版时，出版社提议在标题中突出“功夫之道”，因为此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孔子思想的功夫解读，而且这个解读蕴含了许多学术上比较独特的观点。顺便提一下，此书即将面世的中文修订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还是用了原来的书名—《孔子：人能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