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战略安排，实际上延续了美国此前对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管制方式——和盟友达成“共识”（如美日荷三方协议），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链。但这很可能会重现FDPR的固有缺陷：要让一个主权国家，心甘情愿地长期执行美国法律，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部分，非常难。从实际效果看，要达成让这些国家不再使用华为芯片的目标，美国很可能还是需要一国一策、挨个谈判。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外交成本、所涉及国家之广，将远远超过当年的三方密约谈判。

这不禁让人想起美国在冷战初期的《1951年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也被称作“巴特尔法案”（Battle Act，得名于其提出者、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Laurence Battle）。该法案的核心条款规定：凡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若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实施战略物资禁运，美国将中止对其援助。当时所谓的“战略物资”，不仅包括军火、石油，也涵盖了可能增强苏联军事能力的关键技术产品。这一立法，本质上是美国试图以援助为杠杆，迫使盟国在经济上与共产主义阵营彻底脱钩，通过控制贸易手段来服务于其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目标。这与今天美国以英伟达GPU、AI技术栈作为新“战略物资”，迫使他国“选边站”的行为如出一辙。

但“巴特尔法案”的实际执行也并不顺利。欧洲盟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并不愿意完全听命于华盛顿，毕竟在冷战初期，它们还依赖与东欧的经济往来维持国内复苏。面对盟友的抵触情绪，美国虽一度援引该法案进行施压，但最终不得不在执行上网开一面，大量发放豁免许可，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例如，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主张继续对中国和朝鲜实施全面禁运，并敦促盟国效仿。但英国和法国坚持认为：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应与对东欧一致，不能搞“选择性脱钩”。在这样的压力下，美国虽然一度依赖“巴特尔法案”施压，却最终在1957年妥协，允许盟国恢复与中朝的部分贸易。而美国自身，则一直维持对中国的单边禁运政策，直到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才逐步放松这一禁令。

相比起第三国的企业，我反而觉得最尴尬的其实是中国国内那些仍依赖美国技术、但又必须部署华为昇腾芯片的企业。比如一些大型AI公司、云计算平台、运营商，他们可能还没完全实现技术“脱美”，在采购环节或供应链中仍涉及EAR受控物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使用华为昇腾芯片，就可能被美国认定为违反FDPR，从而面临进入实体清单的风险。一旦上了清单，即使将来完全摆脱美国技术，也会在商业运营、融资、全球合作等方面遇到诸多障碍。个中难处，或许只有大企业里合规/战略一线的专家方能感同身受。

华为“昇腾910” 资料图：央视新闻

第二条“指导意见”其实是关于如何防止美国的AI芯片被用来帮助中国训练大模型。

这并不是特朗普政府新提出的议题，在拜登任期内就已经开始酝酿类似限制措施。当时主要考虑了两条路径：

一是通过立法，比如“远程访问安全法案”，赋予商务部对IaaS云服务进行出口管控的权力，也就是不让美国云服务商把算力卖给中国用户用于训练前沿模型，但这条路最终并没有落地成法律。

另一条路径就是后来公布的“AI扩散规则”，它直接针对训练大模型本身设限。只要是使用了受控的GPU、服务器等硬件训练出来的闭源模型，并且训练时的计算操作量超过10的26次方，即使这个模型是在美国境外训练的，它的“模型权重”依然属于受控物项，出口也得遵守美国出口管制。它还引入了一条“红旗警示”——如果一个美国IaaS云服务商在本土为一个外国公司在美设立的子公司训练了一个大模型，而这个模型之后被转交给客户的外国母公司，那这个行为就可能构成出口，美国公司就有协助违规的风险。所以BIS建议云服务商在交付模型权重前要搞清楚客户打算怎么用，是不是需要申请许可，有就必须先拿到。

不过，现在拜登那套AI扩散规则已经被特朗普政府明确废除了，整个模型权重的管制逻辑一下子又失去了具体法律依据。所以现在又回到原点：美国政府到底怎么防止美国AI芯片被用来训练中国模型？这是美国国内政策圈里仍在激烈争论的议题。

从目前这第二条“指导意见”的措辞来看，它更像是一个面向公众的“警告”而非硬性规定——告诉你，用美国芯片帮中国训练模型是敏感行为，可能会惹麻烦，最好别这么做。但至于做了是不是违法，会不会被罚，该罚多少钱、由谁来罚，通通没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它不太可能直接对美国云服务商构成明确的法律义务。毕竟按照行政法原理，像这种“指导意见”如果想具有强制效力，还是得附着在具体的EAR正式规则上，而现在并没有。

相比之下，第三条“指导意见”看上去最不显眼，没有创设什么新限制，而是在提醒美国公司注意供应链风险，防止芯片被转运，更多是一种“合规提示”而非法律义务，但它实际可能被用作执法时的风险线索或事后审查依据。

以上只是基于目前有限消息的初步分析，具体仍然要看“指导意见”的全文，相信应该很快会发布。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东不压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