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加上社会-政治氛围的转变，又进而促成劳动报酬的提升，扭转了在1990年代末期之前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变的趋势。这种变化，见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照，在此之前是前者滞后于后者，在此之后则是相反（图三）。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布、以及各种抽样调查的结果，城镇职工之外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近年来同样出现大幅度攀升的趋势。

综上所述，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包括在2008-2013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实呈现出一个良好局面：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和工资，同时快速增长，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快速。这种局面与“新常态”的判断可说是大相径庭。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模式”启示

生产率和工资、投资和消费同时快速增长，这是1950-1970年代先进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是一系列结构-体制条件促进了生产性投资的增长。

理论上，这个模式的结构动态可以分解为两方面。在生产领域，它要求资本-劳动比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同方向和按比例增长）；在分配领域，它要求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同步增长。

这两项条件结合起来意味着，产出中的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大致稳定，从而又意味着消费和产出的同步增长；最终结果就是保障了稳定的利润率，而这正是持续的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基础，至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应该是遵从这种逻辑。

如果上述两项条件无法满足，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在分配领域，工资增长快于生产率增长势必导致利润压挤，相反的情况则势必导致消费不足或过度积累。这两者都将导致投资下降，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

在生产领域，生产率提升是资本-劳动比率提升的必要条件，这除了要求尽量提高劳动强度之外，还要求尽量获得技术进步和各种动态效率。除此之外，另一个体制上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排除资本逃避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也就是必须严格防止经济的金融化和投机化。

上述的结构动态因而也就有其相应的体制要求。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大企业”，这又进而需要有“大劳工”作为对消力量，以保证工资增长不致严重滞后于生产率增长，从而消费增长不致严重滞后于产出增长。在劳工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就需要作为福利国家的“大政府”登场；在技术进步投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同样需要“大政府”以各种方式（军工综合体、国有企业，等等）提供激励。

这个结构-体制纽带的存在，还不一定就能保证长期的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状态，归根究底，即使投资和消费增长得以保证，纽带的合理性仍是取决于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潜在力量。

理论上，这种潜在力量至少受到两种条件的制约：一是上述的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平衡，另一是技术-组织条件（所谓“技术”范式概念）。历史上，“黄金时代模式”确实有过度投资、消费不足的倾向，在产品创新速度不足以抵消这种倾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就成为重要出路。而技术-组织潜力的衰减，则是与体制的僵化相关联，尤其是“大企业、大政府、大劳工”体制的官僚化削弱了生产率提升的潜力。

无论如何，“黄金时代”是引入注目的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和接近完全就业的历史阶段，尽管这或许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特例。过渡到新自由主义时代，上述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依赖一系列与全球化相关的结构-体制条件，简言之就是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化。

中国走向“黄金时代模式”？

在中国，促进投资增长的关键体制因素，无疑是国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国家财政倾向于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前沿技术或战略性技术的研发也往往有赖于国家的推动和激励，占据金融部门的主导地位的国家银行，迄今也是支持生产性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最重要者，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国经济变革的结构动态中，国有企业占有特殊位置。

经过了多年的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的“抓大放小”改制运动，今日仍在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他们与相对而言规模较小、较为集中在劳动密集行业的非国有企业，形成了一个分工格局。

从而，国有企业的效率特性与资本深化增长路径较为一致，以工业部门为例，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自改革年代开始就一直节节下降直到1998年的谷底，然后强劲回升，以至于从2006年起这个指标一直就超过了之前的最高水平（图四）。

工业部门之外的情况也大致如是，在进入世界前五百强的近百家中国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这种情况显然有悖于与“新常态”相关的第三个论题，即所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拖累了整体生产性部门。

促进生产性投资增长之外，自世纪之交以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也逐渐呈现出建设福利国家的迹象。在2003-2013年期间，一个以财政支出为基础、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得以重建。为城镇低收入阶层提供可企及的住房保障，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社会福利，虽然仍是处于起步阶段，毕竟也是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包括棚户区改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