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政声称，大部分台湾乡亲可能不知道，自1960年罗马开始，到1964年东京、1968年墨西哥，她曾参加过3届奥运会，都是以“台湾”名义参赛，但1984年起，却只能以“中华台北”参加，这是“矮化”。

这不是纪政第一次提出“正名”要求，2008年因中华台北队在北京奥运入场次序采取“中”字，而非“台”字，纪政就曾主张退出奥运开幕仪式，当时让两岸大跌眼镜。

然而，稍微还原一下当时的历史语境，就会发现，纪政所谓的“历史证据”，完完全全是相反的例子。

1960、1964和1968年三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均不允许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赛，只允许以“台湾”或“福尔摩沙”的名义。

所以，纪政所说的以“台湾”的名义参赛，实际上是被迫的，所以铭牌上都加上了“抗议中（Under Protest）”的字样。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他们在通过主席台时，还曾一度停下，领队从口袋中拿出“抗议”的布条。

1960年罗马奥运会，台湾地区的代表团入场时，领队手拿“抗议中”的布条。（资料图）

1970年代，中国大陆重返奥运舞台。1979年10月，在名古屋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会议，提出了史称“奥运模式”的“名古屋决议”。而在名古屋，纪政与沈君山、杨传广一道，当时是“中国（“中华民国”）会籍危机处理协会小组”成员，而不是“台湾会籍”。

“名古屋决议”，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为中国唯一全国性质的奥委会，可以称作“中国奥委会”。而台湾地区的奥委会改称“中国台北奥委会”，并且台湾今后参加奥运会，不得再使用“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歌，而要使用经过国际奥委会批准的新会歌、新会旗和新会徵。

11月份，国际奥委会在总部瑞士洛桑宣布，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讯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通过了执委会在名古屋会议的有关中国代表权的决议。

1980年的奥运会与冬奥会，纠结于参赛名称、旗帜、歌曲问题，台湾地区的代表团都没有参加。

1981年，台湾地区相关部门无计可施后，不得不向国际奥委会妥协。台当局与国际奥委会在在瑞士洛桑签订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名称定案为“中华台北奥委会”，所送审的梅花旗也通过核准，两年后的1983年又递交了会歌方案。

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称，纪政曾说选手能够参赛才是最重要的事，所以，虽然遗憾不能以“中国”（指“中华民国”）名出赛，但用“中华台北”却是一种最好的妥协。

而今，纪政却“错改”历史，宣称，“我们的国家就以台湾为名字”，2020东京奥运会要让台湾以“台湾”名义参加，不要再用“中华台北”这个不三不四的名义，“当时是争一时，只好委曲求全。”

“不了解纪政，就不了解台独”

曾经的“中华民国”之光，摇身一变，却成了“台独”运动的领头人，还用颠倒的所谓“历史证据”来背书，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精神错乱”？

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作者郑大为认为，“基本上纪政就是个没有立场，只知道政治正确而不懂政治道理的人”。郑大为称，像这个“公投”其实一点意义也没，要改“中国台北”为“台湾”重新入奥，那根本不要“公投”，只要向蔡英文当局答应，马上就可以做。民进党什么事都敢，这事本来就无关紧要，也不会有太多人反对，因为不管是“公投”过了还是政府行为，都不会有任何作用，还是那句老话，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就算你成立个“台湾会籍危机处理小组”，结果也是没用。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的观点，提供了一种视角。石之瑜在2008年曾提出，倘若不了解纪政，就不可能充分了解“台独”。

他指出，“中华台北”在称呼上的小小争议，让台湾人情绪起伏，可以从纪政身上得到印证。只要大陆不赞成中华台北，那争取中华台北就有助于宣泄“台独”的情感；假如争得了中华台北，那就必须靠反对以“中”字为顺序入场，才能有效宣泄“台独”情感。

石之瑜评论称，纪政与曾参与制定“国家统一纲领”的沈君山有至情之交，说明“台独”与“反台独”的交集，在于他们都有某种与大陆比赛与竞争的需要。他们不一定要赢，也不一定相信自己会赢，他们要的是某种不断在竞争的感觉，而纪政这样一辈子在比赛的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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