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刘淑仪作为香港首位出掌纪律部队的女性及首位女保安局长，在其辞职后发表的声明中曾指出：

有关落实基本法第23条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未能如期完成，我虽然感到十分遗憾，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及身为保安局局长，实有责任推动这项神圣的工作。我适逢机会，在任内能参与这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感光荣。在制订有关条例草案时，我们已力求在维护国家安全及保障人权自由两方面，取得适当的平衡。我深信草案在政府提出的各项修正后，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亦毫不影响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我坚信我们过去十个月的努力，已为日后通过有关条例奠定良好基础。我相信我的继任人，定能早日完成立法工作。

林郑月娥与叶刘淑仪（资料图/港媒）

然而，基本法第23条所规定的特区自行制定国家安全立法的宪制责任一直未能得到履行，而且还留下严重后遗症，反对派不仅将鼓动民众大规模上街、街头抗争变成阻碍特区政府施政的手段，也让香港特区历届政府在处理公共事件时更加束手束脚，在重启23条立法问题时犹豫不决。

而今，香港特区修订《逃犯条例》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是对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的一个警示和提醒。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这一立法活动合情合理合法，都能被反对派利用并掀起如此大的波澜，那么，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再次启动23条立法，势必更容易挑动各方的敏感神经。

实际上，香港特区内部激进的政治力量和外部政治势力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以进行政治动员或反扑。不管是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合作安排的本地立法问题、立法会多名议员被取消参选资格问题，还是让香港特区陷入管治困局的逃犯条例修订活动、香港特区制定本地国歌立法问题等，这些议题都完全可能被反对派借题发挥，成为让香港特区陷入混乱的引爆点或导火线。

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矛盾和难题，国家安全立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要预防特别行政区出现这种管治困局和宪制危机，起到“防火墙”的作用。如果在国家安全立法问题上不能实现突破，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成熟的运作机制，那么外部政治势力和特区内部的激进政治力量随时可以内外联动，搅乱一池春水。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重大宪制责任问题，现实情况迫使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必须下定决心来彻底解决，包括寻找多种方案落实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设计和相关的机制安排。

2017年5月27日，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历史时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讲话中特别谈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切实履行基本法关于立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性责任，坚决遏制任何危害国家统一的行为和活动，真正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责任，维护特别行政区的长治久安。”

2018年4月15日，在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际，香港曾专门举办首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研讨会。林郑月娥在出席当日活动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这也与香港本身利益完全一致。希望研讨会能消除香港市民对国家安全的一些误解，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契机，深入开展有关国家安全的宣传教育，切实增强香港大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动员各界在各自的范畴内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2019年4月15日，香港又举办第二届“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研讨会，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表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最佳保障。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也必须努力提高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

“其中，根据基本法，特区政府有宪制责任就基本法第 23 条订定法例，以维护国家安全。我过去已多次公开表示我的立场，就是权衡轻重、谨慎行事，尝试创造有利立法的社会环境，让香港社会可以正面地处理这个对特区的宪制要求。我们会继续向这个方向迈进。”

由于在国家安全立法方面未能实现制度建设和机制安排上的重大突破，特区政府只能另辟蹊径，找出变通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2018年9月24日，香港特区政府刊宪，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根据《社团条例》第8（2）条赋予保安局局长的权力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继续运作，该命令经在宪报刊登之后即行生效。这是香港特区成立二十多年以来第一次援引《社团条例》的规定处理主张“港独”的政治性团体，堪称香港禁止“港独”政治性团体第一案，为特区治理创制出宪制惯例，也为取缔其他宣扬“港独”的极端激进政治组织确立原则和模式。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图/港媒）

香港警方在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信件中指出，“一国两制”是香港特区建立的根本宪制秩序核心，特区政府有义务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公众的权利与自由，特区政府不会也不能等到刑事罪行、暴力、违法行为或引发暴力的政治运动发生后才采取行动，否则会被视为容忍这些不合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