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结合最后一段可以看出，《宣言》重点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独立”，即北美要脱离于大英帝国，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那么，什么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指的正是不再效忠于英王，而是要遵从国际法准则的美利坚合众国。接着第二层含义被引出，也就是“入世”，即北美十三块殖民地要加入国际社会，加入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宣言》的发布对象，不仅仅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人类公益”，是全世界，是“公正”的全世界。

北美通过《宣言》表述的国际秩序，为自己的独立获得自然正当的内涵，而发布宣言和接下来的独立革命，就是以实际行动催化并塑造着全新国际秩序的形成。彼时的国际秩序是欧洲列强殖民各地的帝国格局，正是从北美独立开始，掀起了不再附属于帝国、各殖民地独立建国的主权国家格局。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往往被认为标志着主权国家体系在欧洲的诞生。然而这仅仅是理论的神话建构，《和约》基本上没有改变当时欧洲整体的国家间关系格局，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继续维持着其法律框架和国制体系。欧洲实际上是主权国家和帝国杂糅的复杂结构，且这一结构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参见禾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神话的建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独立宣言》恰恰是《和约》影响下的一个实际案例，同时它又超出《和约》本身，打造着主权国家秩序话语的加强版。正因为如此，阿米蒂奇认为当时的主权国家国际秩序，仅仅是“正在出现”（emerging），而《独立宣言》的意义在于催化和塑造着这一秩序的形成。

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表面上，北美革命在当时通过《宣言》向世界宣布的，不是它的革命性，而是反过来要回归和重塑帝国格局之前的欧洲主权国家政治理念。事实上，美国从建国之时开始，想做的从来就不仅仅是加入既有的世界格局，而是包含着重构世界秩序的企图。《宣言》中想象的世界已经呈现出现代世界的特征，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最显著的互动形式是商业活动和战争。然而即使在欧洲思想家的头脑中，这种国与国之间互动观念的诞生，截至1776年也不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当时，人们还是会诉诸某些形而上的规范，比如“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谈论着所谓“众所周知的战争准则”以及文明与野蛮在文化上的标准。《宣言》则将国际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从自然法推向了实证法。《宣言》中围绕国内管治、殖民地立法和国际法领域，对英王及议会进行了具体的指控。大陆会议的与会者们，在公正的全世界这一“法庭”之上，通过《宣言》打了漂亮的一仗。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北美革命取得胜利，十三块殖民地成功脱离大英帝国。由于它对全球形成公正的国际秩序具有历史性的贡献，托马斯·潘恩预言北美会“成为被压迫人民的避难所、知识与仁慈的登台和全世界范围商贸活动通用的集散地。”

正是将《独立宣言》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中，阿米蒂奇将北美革命视作一次极富传染性的主权革命，而全球史就是主权国家发展的普世史。从最早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到加勒比海周围的地区、西属美洲、巴尔干地区、西非和中欧。接着是一战之后在中欧和东亚的大蔓延，二战之后涵盖整个亚洲和非洲。包括1989年后波罗的海、巴尔干和东欧出现的大规模主权革命，甚至2008年科索沃独立、2011年南苏丹独立，都被他纳入了以《宣言》为建国模板的世界历史之中。然而，如果我们审慎观察1776年之后的全球史，会发现其实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主客体，《宣言》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几百年来世界秩序的变迁事实上很难像阿米蒂奇那样轻松地用主权国家的普世史来叙述。

《宣言》把美国推入了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之中，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世界还充斥着多个帝国，既有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也有发端于欧洲的海洋帝国，整个世界秩序呈现主权国家秩序与帝国秩序交错的局势。到1876年，也就是北美独立一百周年之际，美洲和欧洲已有不少新的国家问世，包括墨西哥、巴西、比利时、匈牙利等等，而彼时《英国皇室头衔法案》（British Royal Titles Act）正授予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女王”的头衔，英第二帝国正值巅峰。从这个历史阶段来看，宣言并非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它更像是试图从原本帝国统治之下的世界分一杯羹的工具，新兴国家通过国家主权的话语从原先帝国的附庸转向独立、平等的国家，尽可能的缔造并扩大由诸多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

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又被称作“日不落帝国”

一战与二战之后，直至1975年的去殖民化运动，两次发布独立宣言的热潮将这种主权国家秩序对帝国秩序的瓦解与重构呈现的更加清晰。在这近百年的时间中，奥斯曼帝国、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相继崩溃，七十余个新国家从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葡萄牙帝国海外殖民地的残骸中脱颖而出，多个主权国家共同扑灭了帝国的生命力。帝国这种包含差序格局或不平等统治关系的治理模式看似从“正当性”上被彻底消解，然而，世界的史实却是两大阵营的出现，各自以苏联和美国为首形成了两大帝国的对立格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争斗，到1990至1993年间，伴随苏联解体，三十多个国家宣布独立，美国最终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帝国。到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整个世界似乎步入了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秩序之中。我们有了《大西洋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欧洲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宪章》。然而，如果审慎地思考这个世界，美国是否只是一个在世界秩序中与其他国家平等的主权国家？过去帝国秩序中存在的差序格局、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否真的已经消失？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事实上，帝国早已卷土重来，只是这一次它的形式更为隐秘。《宣言》中自由、平等、人权的部分，成为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正以 “普世”的标准成为帝国统治的工具。我们所熟悉的传统帝国，往往是通过移民或殖民形式对领土进行正式占有，而美国作为一种新型帝国，恰恰是通过正式领土占有之外的方式，比如政治和金融的操控等方式保持着对各国的控制。如果说传统帝国看重的是统治（rule），那么新型帝国看重的是控制（control），在保证目标国家的政策服从于本国利益的情况下，鼓励其自治和建立稳定的政府体制。这不仅仅是一种减省成本的统治方式，而且能够获得更高的道德正当性。这种新型帝国的治理，表现出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更为密切的结合，“如果可能就做贸易，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成为这种统治形态的生动表现。

美国难道不是一种新型帝国？

如果说《独立宣言》最初只是为美利坚的主权想象出一幅新世界的图景，而历史证明，《宣言》正塑造着整个世界。1783年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曾这样设想：

一个新的主权国家在万国之林崛起，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们都会对这一新近发生的政治现象刮目相看并予以反思。我们的舰船将从此悬挂美利坚的旗帜走遍世界；我们的星条旗将出现在孟加拉和广州，出现在印度河、恒河，出现在黄河、长江……我们从各地收获知识并将其带回美国，在这里消化和完善，届时，经过完善的知识还会从美洲返回到欧洲、亚洲和非洲，用真理和自由把全世界照亮。

在今天，我们常常把世界由独立、平等、自由的主权国家构成当做自然、普世的前提，仿佛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然而必须注意到的是，这套话语背后所可能隐含的更加隐秘的帝国秩序。主权国家的均势格局从来不是一种稳定的局面，各个大国的兴衰更替正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进行着。现如今，美国对全球的控制力正在减弱，世界秩序正在面临着巨变。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的全面复兴无疑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我们或许可透过对《独立宣言》全球史与国际法意义上的解读，看见未来。

（本文原载于《读书》2016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