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难以承受过高过路费成本

与此类似的逻辑也发生在地价与“过路费”等问题上。

大家知道，美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状况并不是很好。之前观察者网也曾报道过，特朗普要“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壮志”需面临超高预算。

因此，美国其实更需要多收点税收和“过路费”，以改善它的基础设施条件，扩大公共建设投资。

特朗普团队在公布一万亿基建计划的时候说，政府不出钱，企业参与投资，政府给税收优惠，并可以允许企业收“过路费”。

现在的情况不是“不愿意收”，而是“去工业化”后，面临制造业的凋敝，“美国制造”已经无力承担这些税费。

同样的道理，如果美国制造业形势一片大好，他们的土地也不会给曹德旺“免费”的。所谓的“免费”，其实是给了一笔相当于地价的补贴，这与土地公有和私有无关，国内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也经常这么干。

因此，在“过路费”的问题上，并非中国的“过路费”本身不合理，而是“美国制造”难以承受过路费成本的状态，导致其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难以为继的困境。

在这方面，中国不应妄自菲薄，追求并不现实的“免费公共设施”。在这方面盲目“学美国”的结果，可能会导向“路越走越差，无路可走”的窘境。

去工业化：高增长不能没有制造业

相对前面提到的“成本比较”，曹德旺关于“去工业化”的警告更值得关注。这是实业家对国家和民族前景的深刻忧虑。

美国当前制造业的凋敝，与其“去工业化”和过度“金融化”有关。曹德旺基于自己的实业经验认为，美国去工业的结果导致美国“要搬回来至少需要十五年”。

当然，美国“去工业”的主因并非国家战略的失误，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所致。相对于“做实业”的艰辛，在金融投机和虚拟经济领域赚钱更受资本的“青睐”。

这方面，曹德旺对我国提出的警告更需警醒。因为在我国，防范过度“金融化”的压力，比美国有过之无不及。

这也与前面提到的“高储蓄”的增长体制有关。中国高增长的背后是高于各国的储蓄率。这就是意味着中国的国民收入中有更大比例的“积累基金”（政治经济学用语，可以简单理解为“储蓄”）需通过金融系统转变为“投资”。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政策导向稍有偏差，对于金融投机的打击稍有松弛，都可能引发比较严重的“金融化”。一旦资金被用于房地产等金融投机，实业领域的融资成本就会上升。

在这个背景下，当前一些关于“工业化后期”、“经济结构服务化”和“去工业化”的论调，都应谨慎看待，不可盲目判断。

连美国这种发达经济体都为制造业的流失而痛惜，中国更不敢奢谈“去工业化”。

当然，防范过度金融化，并非阻止金融改革，适度的“利率市场化”等措施有助于降低制造业的融资成本。

熟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学者知道，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过去一段时期，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和高利润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

随着经济增长下滑，利润率下降本身也要求适度降低利率以降低制造业的融资成本。但是，利率的调整除面临制度限制外，还面临市场惯性影响。

金融系统可能不愿意放弃已经形成的较高的利率水平，也是金融体系在经济下行阶段转投国有经济和虚拟经济领域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今年的媒体舆论让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背了一个不小的“锅”。私有经济部门投资的下降与国有经济投资比例的上升，使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指责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抢占了私有经济的融资空间。

其实一个简单的道理不难理解：不管私有经济的投资高低，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都在那里。之前私有经济投资旺盛并非国有经济“有意谦让”使然，当下的国有经济投资增加也并非私有经济投资不足的原因。

反而是其融资成本上升和投资不足的结果——经济进入下行期，往往导致金融系统更看重信贷投放的安全性而非回报率，其信贷投入更加青睐国有经济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同时，私有经济在经济下行期选择“收缩过冬”也有其合理性。在此背景下，国有经济投资扩大，其实是它们发挥经济主导作用和国民经济稳定功能的表现。

如果不让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补位”，放任社会投资因私有经济投资的收缩而应声下跌，宏观经济可能因此而崩盘，这对于私有经济也将是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