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个人曾于1992年游学美国印地安那大学阿尔泰学系，课堂中曾听闻有习藏学的研究生云：“真希望西藏能完全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不要有任何的变化。”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西藏不要卷入“汉化”或“现代化”的浪潮之中。

但这种愿望的呼声，要少数民族完全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却是一种苛求。

因为当全世界各角落的社会均朝向现代化，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包括内外交通的迅捷与便利、信息传递的快速与发达、教育的普及所带来知识水平的提高、物质的丰饶与多样、就业市场及经济的蓬勃发展等等之时，凭什么希望西藏保持其原状而放弃现代化？这对西藏而言，不但是苛求，而且明显不公平。

另一方面，从学理而言，原本“文化”本身就具有生命力，不可能一成不变，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以及施行“文化”的人们，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适下，产生“文化变迁”。因此，当中央政府及自治区政府在全力改善西藏地区的公共设施，提升民众全活水平，并与外界保持交通引进新知之时，无可避免地，也带动了西藏地区的“文化变迁”。

与此同时，当西藏逐渐从旧日的闭塞、落后、贫困挣脱而出，迈向开放、进步与小康之时，如何保存旧有良善的传统习俗，以及如何开发往日具有文化特征的产业，使得西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保有自己传统文化的特色，成为当务之急。

按“文化”乃历代传承，由上一代透过要求、说服以及强迫的方式，让下一代学习如何以传统的方式去思维与行为。因此，身处本文化氛围之内生长的人，浑然不觉自己的文化，也不知自己文化的特色为何？因为对自己而言，自己的文化是最自然、最正常的、最好的，在如此情况下，对己身文化的特色在哪里，当然不自觉。

所谓“一方风土养一方人”，为让其文化特色能够呈现出来，这还得靠非属本文化的“局外人”来发掘与整理。因为如前所云，属于本文化的“局内人”视自己文化为理所当然，浑然不觉己身文化的特色在哪里，此需与局外人合作。

依据中国政府西藏白皮书于2000年6月所叙述“西藏文化的发展”称：

早在五十年代，一批进藏的各族文艺工作者与藏族文艺工作者一道，到民间采风，收集了一批音乐、舞蹈、民间故事、谚语、民谣等，陆续整理出版了《西藏歌谣》等一批书籍。七十年代末开始，国家又对西藏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了大规模、有系统的普查、搜集、采录和整理工作。八十年代以来，自治区及各地、市成立了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机构，展开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抢救、搜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民族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工作。

这些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和出版，是对西藏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民间文艺进行全面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创举。如上所述，中央政府整合了“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协作，成功地抢救西藏传统文化的一个例子。

鄙意以为，藏戏一直是最能突显藏族文化的特色，不论其服装、面具、剧情等都相当突出，特别是藏戏的唱腔，古趣盎然，浑然天成，势须未雨绸缪，预先作必要性的保护措施，包括如何使藏戏能够持续留存，唱腔如何能够原汁原味地留传下去，人才的培育，以及如何推广等等，均需“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合作。

扎西雪巴藏戏（图/乃东区旅发局）

尤有进者，于八九十年代，中央政府共投资3亿多元人民币，帮助西藏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对昌都卡若、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填补了西藏史前考古的空白。对扎什伦布寺、萨迦寺、桑耶寺、大昭寺、强巴林寺、夏鲁寺、江孜宗山抗英遗址、罗布尔卡、白居寺等古建筑、古遗址进行了重点维修保护。

特别是1989年到1994年，国家拨出5500万元人民币和大量黄金、白银等珍贵物资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维修。2001年起，又拨专款3.3亿元人民币，用于维修布达拉宫和罗布尔卡、萨迦寺三大文物古迹。2006—2010年，中央政府再次拨出5.7亿元人民币，对西藏22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保护。包括各寺院如小昭寺、热振寺、楚布寺等11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其中急需维修的进行了维修等。

另一方面，文化的客观存在，包含有许多项目诸如语言、宗教、饮食、服饰、建筑、艺术、生活习惯、生命礼俗等等，其中最能代表文化者，殆为语言与宗教。

西藏地区在语言方面，对于西藏语文的学习与使用受到法律保障。此于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均有明确规定，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文的自由。西藏自治区还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颁布实施《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西藏实行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2002年，西藏自治区将原来试行的有关规定修订为《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从而使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获得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在宗教方面：藏传佛教为西藏文化最具特色者，中央政府及自治区政府均持民众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信念与作法，凡到过西藏者，均见及西藏的僧尼自主地学经、辩经、听高僧讲经说法，举行灌顶、受戒活动，传授密宗法要，修习各种仪轨，给信徒们念经、超度亡灵、摸顶祈福等。信徒们可以自由地去寺庙、神山、神湖朝拜，转山、转经、上供、斋僧布施、煨桑、诵经。亦即，西藏地区现今与往日西藏般，仍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民众自由地转经、转山等，每日均有大批民众转布达拉宫，朝拜大昭寺，桑烟缭绕，自由自在地奉行包括藏传佛教等之西藏传统的文化，何曾受到限制、压迫与改造？

四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于1959年以后于西藏地区的作为，就如同台湾藏学研究的前辈吕秋文教授所述，其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参访大陆包括西藏地区，回台后曾在一会议中畅言云，其曾亲眼目睹大批满载货物的大卡车，直驱青藏公路前往西藏，但却辆辆空车而回。此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运送物资援助，直如输血一般，长年不断。

更不用说其他方面的援助，西藏地区能够打破旧日的困境，继续蓬勃地发展，迈向光明的未来，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是因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必须将西藏视如同内地省份般，殚精竭虑地建设，提升西藏的生活水平，改善西藏民众的生活，促使西藏能够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相对之下，美国之于其境内的印地安人，澳大利亚之于其境内的澳洲原住民，彼等虽设有原住民保留区，却待之如同令其自生自灭，少有资源投注从事基础建设，或尝试改善其生活等，更遑论文化传承的保护与产业的发展。

反观中国西藏却欣欣向荣，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不论交通、教育、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等等，都有长足的进展。在因现代化的进程中，西藏经历随之而来的文化变迁，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获得中国政府的重视，投入大量资源，而且获致丰硕的成果，此乃世人有目共睹。

本人亦曾接触不少来自流亡印度的藏人，彼等确实能讲流利的藏语，但却不识藏文，无法阅读以藏文书写的书籍，而且酷爱印度食物，对印度影歌星如数家珍等等现象，说明了流亡海外的藏人，其第二代、第三代无可避免地都遭到居住国同化了。若彼等回过头来，谴责中国“灭绝西藏文化”，此等现象就如同从未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出过一点力的群体，却俨然以“西藏文化保护者”自居一样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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