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何缓慢

再来看看集体化时代农业生产的情形。

林毅夫等认为，农业具有“生存空间分散性高和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从而使得“劳动监督极为困难”，还称，“农业的这一特征迫使人民公社体系中的管理者选择较低程度的监督；而没有严格的劳动监督，就不能对劳动者的努力做出准确的度量，劳动者也就得不到与其付出的劳动相对应的报酬。事实上，生产队为每一个年龄相仿、性别相同的劳动者制定了相同的工分标准（工资率），因而劳动报酬与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态度和效果完全脱节。……那些不努力劳动甚至偷懒的人，为集体带来的产品损失也是在全体劳动者之间平均摊。这就造成集体农业生产中劳动激励不足，搭便车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这里同样有几点需要辨明。其一，生产队里所实行的工分制，并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一刀切”，而是分为计件工分和计时工分，事实上对劳动者有足够的激励。在计件工分制下，社员个人或小组每天的工分多寡跟当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直接挂钩。对于无法按个人或小组计件的农活，则采用个人或小组计时的办法。无论哪种方式，社员多劳多得。为了养家糊口，多赚工分，不得不起早摸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此，对绝大多数社员来说，集体生产劳动的最大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搭便车”的问题，而是太苦、太累的问题。

其二，社员是否因为集体劳动监督不易，导致无法准确计工？其实，计工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个问题，无论计件、计时，生产队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大多简便易行，社员对工分的计算方式本身，与干部之间并没有太多争执。

其三，社员在干活时是否偷懒，集体劳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后来为改革制造舆论时所描绘的“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现象，要看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新近对各地村民的访谈和研究表明，在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人们对工分的现金值预期较低，而生产队干部管理不得力的地方，的确普遍存在人心涣散，“出工不出力”的问题。但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不存在集体劳动之外的就业机会，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分配构成社员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队的规模较小，集体经营的好坏与社员家庭的生计紧密相连的条件下，社员在作为一个团体进行劳动时，干活拖拉，草率，不负责任，乃至公开偷奸耍滑的现象，其实并不多见。这不仅是因为，在每天收工之际，干部需要在验工之后方可给每位社员记工，而且在小组干活之时，社员之间相互盯看，做得太慢太差，会影响整体进度和相应的工分报酬。每位社员，特别是年轻人，还需要顾及自己在乡亲们面前的面子和在邻里间的声誉。村民们往往把一个人的劳动技能和态度，跟此人的人品和能力挂钩，这在血缘或邻里关系比较紧密的生产队尤为如此。

因此，影响生产队社员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态度的，有制度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多重因素，绝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由于“激励不足”而普遍搭便车那么简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工业部门在毛泽东时代的飞速发展，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十分缓慢，1952年至1978年，仅从461亿元增长到1397亿元，平均年增4.35%，而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至1978年，依然只有133元。当然，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在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况。全面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大幅提高，中小学教育的普及，社队企业的兴起，等等，都是上述数字所无法反映的。但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全国大多数地方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大庆油田钻井第二大队大队长王进喜（左二）和工人们一起钻井（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雪印 摄

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集体制度本身，一直处在探索、变化之中，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从互助组和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急剧转变，直至1962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后，才基本稳定下来。以生产队（平均规模为30个农户）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允许所有农户保留一块“自留地”，事实上是农村集体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往后退则必然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即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承包。对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来说，这意味着集体化的失败，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允许的。而农户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生产积极性，高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已经为1979年以后农村改革的实践所证明。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发展战略。在无法依赖外来资本和技术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化的早期起步，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输血，也就是将农业部门在满足农村人口最基本生存需求之后的剩余资源，尽最大可能地转移到工业部门，作为原始积累，用于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张。转移的办法，主要是靠农业税和统购统销。通过这两种渠道转移的农业剩余，在1953年—1984年期间，可能达到4200多亿元，甚至6000亿元。以江苏秦村某生产队为例，这里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农业税和统购统销的剪刀差转移给国家的生产队集体收入，每年平均达到11800元，每年人均45元左右（或户均225元）。如果这些资源没有被转移，而是用来改进农民生存条件，或者用于投资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结果会大不相同（当地村民在70年代盖三间砖瓦房的费用在350元至400元；户均225元相当于砖瓦房一半以上的价值；人均45元相当于60斤猪肉。11800元则可为生产队购买7台拖拉机，或15台水泵，或25台脱粒机，或42000公斤化肥）。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并不重视。恰恰相反，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现代改造力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过，投入的办法并不是自上而下依靠国家，而是完全依赖农业集体组织（也就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由后者来负担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其他所有公共项目的投入。这反过来进一步挤压了用于农户分配的集体收入，使得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更为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