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在北大哲学系跟我一起从本科读到硕士的同学曾经跟我说，他到了美国才发现以前学的都是哲学史知识，基本上没有受到讨论哲学问题的训练。我也很有同感。在国外的哲学讲座，绝大多数是讨论哲学问题的。我读博期间，像库恩（Thomas Kuhn）和克里普克（Saul Kripke）这样的大家来做讲座，讲的是正在探索中的问题，听众的问题也都是跟他们商榷的居多。而在国内的大学哲学系里，大多数的讲座是关于历史（包括当代史）知识的。

请不要误会，我说这些的意思绝不是说哲学史不重要。哲学史其实非常重要。如果对历史与特定时期的文本没有研究，我们就无法知晓古代哲学家提出概念的原意，也无法厘清思想的发展脉络。国内有很多一流的哲学史家和学问家，也有世界上最好的哲学史研究，即使在西方哲学史某些方面的研究也在前列。我们应该保持这种优势。但是，相比而言，做哲学研究的则很不成比例。为了中国的哲学发展，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哲学问题。

第二个不同之处是国内哲学界的学者之间较少有学术层面的直接交锋，研究儒家哲学的朋友们尤其如此。人们会把哲学批评看作恶意的个人攻击，怕面子上不好看。所以，表面上大家都很舒心和谐，但是很难有思想上的火花碰撞。可结果是，哲学界就缺乏了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而这则是哲学进步的必要条件。

实际上，哲学不是既成的科学真理，任何哲学命题都可以受到挑战，以及进一步探讨。所以，除了要“照着讲”和“接着讲”，还应该有一些“反着讲”，不要总是“顺着讲”，不能继续“疏不破注”。“反着讲”不是说为了反而反，不是“杠精”，而是要勇于提出不同的看法，推进哲学探索。儒家哲学很大一部分的丰富性恰恰是思想家们“反着讲”而成就的。比如，荀子在人性问题上就是跟孟子反着讲的；王阳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朱熹反着讲的。

王阳明讲学图（图源：腾讯网）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知行合一”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仅仅是价值判断？如果是事实判断，持此主张的人如何解释有些人知而不行的现象？如果用缩小“知”的定义范围来解决这里的矛盾，怎么说明其它方面的知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进行仔细讨论的。

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就是会让一些人不舒服，因为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可能有问题。苏格拉底让雅典的人不舒服；孔子、孟子让不少国君不舒服。

有一次我跟一位美国的哲学教授谈他到中国来讲学的感受。他很失望地说，听众都向他请教知识，没有人跟他讨论问题，都把他当作学问家，而不是哲学家，而他非常想听听中国学者对他的哲学观点的不同看法。这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哲学界不同的一面。

我认为，只有通过积极的交锋，有更多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哲学才能进步，当代中国才能培养出自己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而不仅仅是哲学史家。如果只是彼此保持距离，各说各话，井水不犯河水，就很难有思想的创新和哲学的进步。

观察者网：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兴起了一股“国学热”，但与此同时，也有一股反对过热的舆论，比如认为《弟子规》本身并不“经典”，对其热捧的做法是从台湾传来的。对传统文化，我们也一直强调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精华和糟粕的判断标准又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您怎么看“国学热”？您觉得该如何判定何为精华何为糟粕？

李晨阳：我十几年前很支持把国学“热”起来，也回国参加了一些有关活动。我现在仍然认为“国学热”的主流是传统文化的复归，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什么东西一旦热起来，就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近来我在思考两个问题。其一，一个民族应该用多少社会资源来支持文化传统的复归与重建？有没有一个适当的度？

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主任是一个犹太人，就曾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看着过去？她说：“我们犹太人的传统也很悠久，可是我们不像你们那样把眼睛总盯着过去。”她的话让我深思。我觉得一个民族不应该过于迷恋自己的过去，尤其在分配社会资源方面要兼顾思想的创新。

其二就是你说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你说得很对，这方面的判断标准有一定的主观性。有一些问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不能一下子就解决。我认为，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增强哲学在国学中的作用。我认为，哲学就是要多提问题，有批判性思维，多进行反思，而不是盲目听别人的宣传。

我们老祖宗说的话有的是对的，但有的不一定对。我们应该把问题提出来，摆在桌面上，大家评评道理，让人们有一个自己思考、鉴别的机会。即使我们仍然会有不同意见，不能说服对方，至少我们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其实，我们学习国学的目的之一正是让人们了解其中的道理，而不仅仅是表面的具体形式。只有经过认真的思考，深入的讨论，其中的道理才能彰显出来。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参加了“女德班”的年轻妈妈在饭店教训小女儿，因为她没有遵守“三从四德”。旁边吃饭的其他人看不下去了，上前跟那位妈妈讲道理。我觉得，这种交流至少给那位妈妈一个好好想一想的机会。讨论的机会多了，我们可以增加对传统的反思，尽量减少盲目性。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应该是在充分反思基础上的认同。

观察者网：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东亚国家，西方国家大部分都做得很糟，当地许多百姓对戴口罩与封城非常抗拒。您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长期风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还是当地领导人决策不够果断导致的？

李晨阳：各国抗击疫情的措施和阶段性的结果很值得我们反思。国内的抗疫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决定各国抗疫成效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政体类型，而在于另外三项因素：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水平。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个人自由”在民众的价值追求中占据的地位。

个人主义跟个人自由有直接联系，但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倘若在一个国家或者文化传统中，个人自由的地位很高，将影响抗疫过程中对各种社会活动限制措施的实施。大体上，民众对社会限制措施的承受度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承受度可以有量化标准，例如，当地食品供应库存如何，民众是否有钱购买必需品。主观承受度则取决于民众是否认为限制措施是必要的，即是否值得他们牺牲某些价值追求。人们对这种必要性的判断不仅取决于其对疫情威胁的客观评估，也取决于其对随之而来的价值牺牲是否值得的主观评价。

今年五月初美国密西根民众持枪到州政府要求取消防疫限制措施时，他们认为这是在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11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 Jr）在美国联邦主义律师协会年会发出警告称，疫情已经造成了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他是一位很保守的法官，发言很能代表美国保守人士的观点。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拜登取得大选的多数票之后，说他要亲自给共和党占多数地区的州长打电话，说服他们同意强制人们戴口罩。有16个共和党州长马上表态说，别费劲了，戴不戴口罩是个人的自由，政府没有权力强制。

当然，他们很可能根本不了解疫情的严重性和有关措施的必要性。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感染之后，有人就后悔了，表示之前没有认识到病毒的强大传染力。在爱荷华州新冠确诊19万人，死亡2000人之后（全州人口一共3百多万），其共和党州长最近终于改变了以前主张戴不戴口罩是个人自由的立场，发布了全州戴口罩的强制令。毋庸置疑的是，在同等情况下，对个人自由要求高的社会中的民众对限制措施的主观承受度比其它社会的民众低，这会直接影响政府有关政策的有效实施和落实。同时，民众对政府限制措施的主观承受度又反过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力度，使其尽量避免推出会被民众视为过分限制个人自由的强力措施。

作为一个有儒家文化背景的人，我不像美国的保守人士那么高度强调个人的自由，但是我不对他们的价值倾向做恶意的理解。价值取向取决于人们对不同价值优先性的取舍。在主流社会里，任何一种价值取向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一种价值取向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有利的结果，在另外的情况下则会导致不利的结果，不可一概而论。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互相理解是求同存异的前提。否则，彼此只能越来越成为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