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其政纲，独缺“社区工作”的部分，这也是“勇武抗争”势力与泛本土派内另一分支，即“本土自治派”，由所谓学界、伞兵、年轻一代政治领袖等所组成的“公民社区约章运动”（见【表2】）最大的分别。笔者不赞成用温和/激进来区分“自治派”和“勇武派”，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激进程度相近，且皆标榜“抗争”，只是手法不同。

【表2】公民社区约章运动纲领

实际上，尽管缺失“社区工作”部分，“勇武派”已经清楚地告诉支持者，抢夺香港统治权，建立自己的政府就是最终目标。相较而言，泛民主派的杨岳桥则拿不出像样的政纲，难以用“香港人上阵”迷惑求新、求变的选民。这次参与补选的杨岳桥、脱离学民思潮表态的年轻领袖黎汶洛，他们依然在走泛民主派的旧路，且并无提出具体、终极的目标，所以即使杨岳桥赢得了议席，但实际上不值得骄傲，这只不过是泛民主派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在政治算计下合力催票的结果，在9月换届选举时未必有效。

很多人问，为什么策动旺角暴乱让本土民主前线的人气飙升？“勇武抗争”的魔力也在于其在街头和选举时可以随意变换身份，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抗争时比任何人都勇武，论政时比任何人都淡定。更为“巧妙”的是，“勇武抗争”带给年轻人一种“香港人当家作主”的愿景，又在街头给他们一个喘息和释放的空间——在无止境和无底线的抗争中，心知有人替他们“埋单”。即使其追随者在抗争时被捕，泛民碍于“政治正确”和有“共同敌人”，不得不提向其提供法援（否则便被责骂不顺应本土大势），种种策略性部署，让“勇武抗争”派在现时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

必须承认，“勇武派”已建立起较为有体系的论述，无论是陈云一派的“城邦论”，还是黄毓民鼓吹的“全民制宪”，再到港大学苑提出的“香港民族 命运自决”，荒谬之处在于：再荒谬的理论也有狂热者追随。

但是，“勇武派”也面临着以下几个危机。首先，尽管“社区约章”派决意“深耕社区”，实际操作未知效果，但在政策层面，自诩“弱势”的泛民阵营，只能动用拉布、否决、拖延等手段进行零和抗争，实在难以持续。从“勇武派”2月29日公布的短期目标，即“发动更加激烈的议会抗争，阻止一切恶法”来看，该派依然未能突破在议会的盲点，毕竟手中的权力有限，最多就是在议会内过过口瘾痛骂官员，很快便不能满足选民的期待，所以他们必须在社会动员层面想尽奇招，争取成为议会的多数派，建制派若持续误判或不作为，相信“勇武派”达成目标，只是时间问题。

其次，必须看到，选举工程依赖大量的资源，尽管政府弱势，依然掌握庞大资源，多年地区工作还是积累了客观的选票，泛民虽在理论层面远远抛离建制派，但在实际操作上，若不能回应选民的诉求，不能在议会里通过有助于民生的议题，政治生命不会长久。

第三，“勇武派”的格局在于从网络新闻媒体、学者、大小组织、本土娱乐媒体等多方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选民期待他们提出新的“玩法”，一味重复“五区总辞”之类的陈腔滥调，只会让选民厌弃。因此，梁天琦虽胜在“新鲜”，但如不选择得当的方式“保鲜”，反而换上黄毓民、陈云等老人借补选重新“翻热”后上阵，年轻支持者未必甘愿抬轿，新一代选民也难免在网上批评“共同阵线”（由香港复兴会、热血公民及普罗政治学苑组成）是在收割梁天琦的“胜利果实”。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是句触动政权的咒语，还是假装要开启新时代的钥匙？虽然吴霭仪乏味可陈，但她也说了一句对的话，“勇武是一时的事，改变社会，却需要一生一世的毅力。”

在笔者看来，“光复香港 捍卫本土”的关键，在于80后、90后年轻人能抛开现有的政治格局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枷锁，就像终于有人喊出“我受够了奥斯卡”一样，当我们开始用不同的维度审视这句“光复香港 捍卫本土”的口号时，我们就会发现，这八个字是多么保守、中庸、胆怯得可怕。

最后，作为一个年轻选民，笔者提醒从政者始终要记住，选民投下的每一票，不是为了配合你们的政治算计，而是出于对候选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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