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人会问：美国是法治国家，法官只服从法律，怎么会受到政治影响呢？

其实，法官要依法判案不假，但是最高法院所依照的“法”太特殊。宪法的内容太抽象，措辞的歧义太多，又滞后于时代发展，只有凭借最高法院的解释才能确定含义。在解释宪法的时候，最高法院并不是独立的，更不是中立的，而是深受政治的影响。斯卡利亚大法官的经历就将这种司法政治演绎得淋漓尽致。

斯卡利亚钟爱打猎，最后在农场狩猎途中去世。打猎离不开枪支，斯卡利亚的一生都和枪支控制问题纠缠在一起。美国是个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公民持枪十分普遍，带枪上街、上学、上班都不算稀奇的事。当然，由于滥用枪支而引发的惨案也数不胜数，触目惊心，仅总统就有四位殒命于刺客的子弹。很多人认为，枪支的取得过分容易是导致枪案高发的原因，为了减少犯罪，必须严格控枪。1960年代，这种观点占了上风，许多州出台了控枪立法。

斯卡利亚大法官酷爱打猎，打猎当然要用枪，所以他很自然支持持枪权

可是，政府虽然严格控枪，效果却并不理想，犯罪分子总有办法搞到枪支。于是有人认为，既然政府靠不住，那就得靠自己。面对犯罪，手中有枪，心中不慌，“以暴制暴”总比赤手空拳面对枪口要安全。只有承认公民的持枪权，才能收到震慑和抵御犯罪的功效。1970年代，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催生了持枪权运动。

和支持禁枪的力量相比，持枪权运动明显居于下风。为了扭转局面，运动的领导人决定借助政党力量。当时，共和党倾向保守，主张小政府，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公民自由；而民主党则常常被称为“自由派”，他们的主张和保守派相反，希望扩大政府干预。这一格局延续至今。持枪权运动的观点与共和党一拍即合。于是，共和党将持枪自由纳入核心政治纲领。他们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动用违宪审查权，肯定公民的持枪自由，否定禁枪立法。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斯卡利亚进入了共和党的视野。

斯卡利亚对枪支的嗜好至少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在他就读的高中，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青少年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这在美国很少见。军训让斯卡利亚爱上了枪支，他甚至曾经随身携带卡宾枪乘坐地铁，并且把打猎的兴趣保持了一生。1970年代，斯卡利亚任教于顶尖法学院，以反对政府干预而闻名。这样一位既爱枪支又爱自由的法学家，实在是推动持枪自由的不二人选。看准了人选之后，共和党先是让斯卡利亚到司法部历练，又任命他担任巡回法院法官。到斯卡利亚50岁时，共和党的里根总统将他送进了最高法院，静待时机。

一等就是20多年。到了2008年，机会终于来了。有人起诉哥伦比亚特区的禁枪令违反宪法，斯卡利亚负责撰写最高法院的判决书。等到判决书出台，人们大吃一惊：这哪里是在解释宪法，根本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修改宪法！斯卡利亚说，持枪权是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的。诚然，第二修正案确实规定“人民保存和持有枪支的权利不可侵犯”，可是这前面明明还有半句话：“整训良好之民兵队伍乃维护自由州安全之必需”。换言之，持枪权仅限于武装民兵所需，普通百姓带枪根本就不该受宪法保护。斯卡利亚却说，前半句话没有实际意义，不用管它。两片嘴唇一碰，就把宪法修正案的半句话给删掉了，这哪里还是法官，分明是口含天宪的通天教主！

然而，这样一份名为释宪、实为修宪的判决书，却获得了五位大法官的支持，成为了法院意见。意味深长的是，这五位大法官全部都是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斯卡利亚拒不承认判决受到了政治影响。他百般辩解，把美国制宪前后数十年间的著述、报刊乃至词典都搜罗出来，甚至上溯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力图证明宪法在制定时的意思和他说的一样。但是，斯卡利亚一手缔造的宪法史奇观，已然有力地证明：最高法院的司法活动绝非与政治无涉，而是美国公民政治、政党政治和国家政治复杂作用下的产物。所谓法官不受政治影响一说，并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