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什么是当下全球南方文学的一般状况和普遍的历史生产条件？“全球南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对传统的“世界文学”概念构成什么样的挑战？它又与昔日“第三世界文学”有着何种承继关系？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日益变得重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被视作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在这个宏大的世界历史观中，中国文学研究者也有责任对全球南方文学的生成、性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必要的说明。

本文以“非洲文学”作为观察“全球南方文学”的一个透视点，并尝试提出初步的“时势”判断：当下从南方生产出来的文学依然需要来自北方的命名，南方作家彼此缺乏了解和共同语言，以及南方读者不阅读南方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南方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北方的文化霸权。南方国家的文化资本市场并没有足够力量改变现状，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文学”中的大众文艺运动或许是激活南方文学的真正历史力量。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5年春季刊，“全球南方的文化难题及其未来”专题，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蒋晖】

一、非洲文学研究中的时势判断

国内的非洲文学研究目前还偏重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产生非洲文学的历史条件有所忽视。

这里所谓的历史条件包括非洲文学的现代起源、生产机制（指作家的生产、作品的出版和发行、文学经典化等），非洲文学在非洲读者中的被接受情况，非洲文学的反思意识（指文学理论和批评），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及第三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等。后面的这些问题常常被看作文学的外部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被“内部研究”主导的研究方法所忽视。这样的忽视必然带来一个后果，即中国读者只能对非洲文学略知一二，却难以在碎片化的知识中窥见非洲文学的历史全貌。

事实上，在非洲文学研究中，如果缺乏一个从外部观照的视角，任何具体的文本细读、作家研究都不会走得很远。我们承认，读者对于非洲文学的认识来自几部他/她所热爱的作品，而非洲文学研究的价值最终体现在确立一套由少数作品组成的非洲文学经典，依靠这个经典谱系来完成对非洲文学历史的整体评价和把握。问题是，形成这样的经典系列只能依靠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两者缺一不可。

今日的中国非洲文学研究者缺乏的不是对某一部作品细节的感知，而是这份感知背后可以依托的厚重的历史意识。我们的研究者已经具备分析文本细节的能力，但是许多这类研究的做法很像自然科学，被研究的对象总是孤立和静止地处于历史地平线之外，而与其生成环境缺少关联。这样的研究缺少的是问题意识，研究者并未仔细思考如下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非洲文学？为什么要研究这部作品？我们想提出什么问题？那么，什么是问题意识呢？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者看到一部作品背后隐藏的整体社会历史关系时所产生的研究目的和阐释意图。它超越内部研究的局限性，使得作品的解读向着其生成的历史敞开。

举例而言，目前国内发表的研究J.M.库切（J. M. Coetzee）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 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的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中国学者在问题意识和所阐发的作品意义方面没有独立想法，几乎全部承袭西方的观念，采取完全的拿来主义态度，而我们所做的就是贡献一些局部的细读，以证明西方对库切和古尔纳的理解和阐释是正确的。

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些研究中，核心的阐释观念是“开放”“多元”“流动”“全球性”“身份”等。我们的学者并没有对这套西方用来阐释移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的基本模式提出任何批评，而是以此为立论之本。比如，我们可以见到研究古尔纳的这么一段话：“‘家’所蕴意的地方感、熟悉感和群体认同遍布世界各地，‘故乡’不再是固定的地理坐标，而是抽象的符号，赋予身份以流动性和全球性。古尔纳意在传达，地方与世界早已不是单纯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是彼此构建，它们共同塑造了兼具地方和全球的新的后现代身份范式。”这种叙述在库切和古尔纳研究中是包打天下的立论套路。

学人姚峰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对非洲文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问题殖民”的看法。他说：“‘问题殖民’使中国非洲文学研究难以挣脱西方设定的研究视域和知识框架，沦为以非洲为‘假想物’的西学翻版，难以独立开掘重要的研究议题，导致中国学人主体性的弱化。”我完全同意姚峰的观点，尤其赞同他的“西方生产的非洲文学理论再历史化”的倡议。他指出：

如此学术训练和生产更造成第三世界学人丧失了处理具体文学经验或者将文学研究从抽象理论中解放出来并重新语境化的意识和能力。有必要提醒学界的是，这些表现为抽象话语的后殖民理论是在生机勃勃的历史事件和思想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在此意义上，所谓抽象理论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未必抽象，而是学术思想与历史演进互动博弈的产物，也是西方学界对于历史危机做出积极回应和鲜明问题意识的产物。进而论之，抽象性未必是后殖民理论本身所预设的内生属性，而往往是第三世界学人受特定的历史政治潮流裹挟而赋予甚至强加给这些西来理论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理论在“旅行”中发生的“变形”，而是由作为接收方的第三世界知识主体的“误读”或理论惰性而来。

去除“问题殖民”的桎梏、卸掉理论惰性，在非洲文学研究中形成我们自己的洞见并非容易之事业，也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路就是将非洲文学作为全球南方文学中的一个构成整体加以理解，在这个整体中，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应该构成重要的参照。然而，中国文学的经验并不是唯一的参照，也不是最终的参照，因为它也需要通过理解其他南方文学的经验以更好地理解自身。南方文学中的每个个体价值不应该只呈现于它和西方文学的关系之中，而要呈现于它与南方文学的整体关系之中。这或许就是姚峰建议的再历史化的一个方向，也唯有如此，才能产生南方文学自己的问题意识，摆脱西方对我们的说教。

一切有意义的文学研究都始于对所研究的文学场域做出的时势判断。“时势”这个概念是汪晖在研究“20世纪的概念”时提出的。在他看来，人文历史中的时间概念与物理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人的历史中，有意义的时间并不总是指向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状态，而是指向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可能性状态，它是未完成的、开放的，是将要来临的生活的时间标记。这种时间因此只存在于人的历史行动之中，它首先体现为一种历史意识，进而体现为在此意识指导下的行动所创造的一系列现实。而汪晖所谓的历史意识就是行动者对于自己所处的时势的研判，这是规划将采取的行动的基础：

正由于此，20世纪的概念并不只是一个分期概念或时间刻度，而是历史行动者对于当下时势的把握、对于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的变迁中重新组合。如果世纪概念标志着一种霸权性的普遍时间概念的诞生，历史行动者用世纪作为界标的努力也同时表现为对于推动这一时间概念普遍化的霸权力量的抵抗。世纪这一西方时间概念是在时势这一传统范畴内获得其内涵的：世纪的霸权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船坚炮利？是政治制度？是文化形态？是生产方式？是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这一连串的追问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战略。因此，在其诞生的时刻，世纪概念对当下性的关注和非目的论的性质区别于通常的时间概念。

在汪晖看来，真正的历史意识来自时势判断。借用这个见解，我们认为，若在非洲文学领域产生自主的问题意识，要依靠对非洲文学的状况做出时势的判断。对某种文学做出时势的判断就是判断这种文学的性质、它发生和演变的历史、与其他文学之间构成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系在未来的变化趋势。非洲文学是一种后殖民文学，还是一种南方文学？

这是时势判断中的根本问题，它涉及对非洲文学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形成的复杂历史关系以及此关系未来发展趋势之理解。今日的非洲文学在作家的生产、文学语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非洲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非洲文学研究的机制等方面都依然受到前殖民国家的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把控，在此意义上，它只能算是后殖民文学；除了非洲文学，其他南方地区的文学也处于西方的文化帝国秩序之中，南方并没有一种文化机制来与之抗衡。

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南方文学世界的兴起？南方各个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否将更加紧密？南方自己的文学市场会不会出现？南方文学界是否能发展出一套符合南方社会历史特点的艺术审美标准？这些问题正在等待中国和南方其他国家的文学研究者们去思考，我们思考的结果和付诸的行动关乎南方文学的未来。南方文学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出现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形成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