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非洲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有三种方式：和平过渡、政变和武装革命。法属和英属殖民地和平立国后，大部分国家要么宣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政变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有：贝宁、索马里、马达加斯加、布基纳法索、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等；通过武装革命进入的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圣多美及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和后来的津巴布韦与纳米比亚。

独立后非洲政局动荡不安，这既是因为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又因为受外部不同的国际势力的干预，因此内战、饥馑和政变频仍。在这个大背景下，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必然无法顺利进行。实际上，非洲社会主义是在西方干预和苏联并不看好的情况下步履艰难地发展起来的，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乐于看到的情况终于发生：不少社会主义政权开始和苏联与中国交恶，更多的因国内内乱而垮掉。

1961年，几内亚驱逐苏联大使；紧接着布隆迪于1965年驱逐中国大使；1961年，西方合谋杀死刚果金亲共领袖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成功阻止刚果金步入社会主义阵营；1965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政权被政变推翻；1966年恩库鲁玛也因国内军队哗变而有国难回；1969年，马里总统凯塔（Modibo Keita）也因国内军事政变下台；1971年苏丹总统差点被本国共产党杀死，因此改变亲苏政策，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1972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驱逐成千名苏联军事专家，中断和苏联的军事合作关系。可以说，到了七十年代中旬，随着桑戈尔明显采取亲西方的政策并警告共产主义对非洲的威胁，非洲社会主义道路陷入低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更激荡的高潮却悄然兴起，这主要发生在尚未独立的葡萄牙殖民地的地区。

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比之英法更加残酷。二战后，葡萄牙已沦落为二流国家，国内经济不振，使其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加剧，同时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立天主教为国教，取缔共产党的合法性，逆世界潮流而动，拒绝像英法那样给殖民地国家独立权。其结果就是，它的殖民地国家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安哥拉、莫桑比克的民族主义者必须采取武装革命来谋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同时，这些地方的反殖民斗争又得到葡萄牙共产党的支持，最终，葡萄牙于1974年发生康乃馨政变，独裁政府被推翻，1975年，新葡萄牙政府允许其殖民地国家独立。可以说，没有十余年激烈的反殖民武装斗争，就没有葡萄牙国内的集权统治的终结，没有葡萄牙内部的革命的发生，也就没有殖民地反殖民斗争的胜利。这或许是殖民史上第一次由被压迫的白人和被殖民的黑人共同联合而取得的反殖民斗争的胜利。

在这个斗争中，各国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左翼革命家。其中领导几内亚比绍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是非洲公认的继法侬之后最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可惜他于1974年被杀害，但是他的农民革命的理论、关于非洲社会结构和历史论述、游击战战术以及政党建制的思想，从根本上取代了“非洲社会主义”理论，在正值非洲社会主义低潮的时候，为西方左翼知识界和非洲社会主义者放弃马克思人道主义而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论开辟了理论和实践的道路。

领导几内亚比绍殖民斗争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马”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变为批判理论而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的时候，以《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为核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远赴非洲，直接参与到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的社会主义实践，要么具体分析非洲新殖民时期的社会结构，要么直接参与反抗斗争。正是这批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带到了非洲研究领域，第一次将独立后非洲发展的问题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呈现出来。萨米尔．阿明、瓦特．罗德尼、杰克．古蒂（Jack Goody）、约翰．索尔（John Saul）、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terstein）、考林．利斯（Colin Leys）、伊萨．席福基（Issa Shivji）等知名学者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他们思想活动的高峰。1977年出版的《非洲社会研究：一个激进读本》（Africa social studies:A radical reader）是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非洲研究的重要学术结集（GutkindandWaterman1977），本书文章按六个问题分类，这六个问题大部分都是卡布拉尔提出来的。因此本书其中一个编辑皮特．瓦特曼（Peter Waterman）明确指出，此书是献给三年前就义的卡布拉尔。

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是非洲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农民反帝反封的斗争。农民革命在五十年代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英属殖民地肯尼亚都发生过，但随后，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却由于英法放弃殖民统治而长时间停顿，这次随着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而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第二，它激烈地改变了苏联对于非洲的政策。1974年，苏联出兵安哥拉，标志着共产主义阵营对非洲革命的实质性介入（Valenta1980）。第三，独立后的国家开始成立无产阶级政党，以改变前期非洲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先锋党领导的不彻底性。第四，当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非洲的马克思—列宁政党继续激进地实践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莫桑比克革命后的首都马普托

下面以莫桑比克的革命为例，简要地回溯一下这段激动人心的却最终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莫桑比克是拥有丰富矿藏和1700公里海岸线的非洲国家。从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进入莫桑比克到最终统治它的五百年历史中，葡萄牙声称要带给莫桑比克的文明，结果带来的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率和为葡萄牙市场服务的经济体系。那些识字人所受的教育大多不超过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莫桑比克主要是农业国家，葡萄牙从莫桑比克剥削的也主要是农产品，而非工业产品，可剥削的方式是密集型的低等手工劳动。

在二战后，英法殖民地普遍引入现代农业工具以提高生产力，但在莫桑比克的种植园和白人农场，依然采用密集劳动和延长劳动时间的原始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1944年，七十九万人（全国劳力之三分之一）被迫在白人农场和种植园从事棉花种植，每天早五晚五工作12个小时，歇工后就在田边露宿。这种残酷剥削导致了农民反抗殖民统治的积极性。

莫桑比克的南北发展极度不平衡。这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造成的。南部比邻南非，南非多矿业，需要大批廉价矿工，所以许多莫桑比克南部的男性劳力便去南非工作，土地则留给女人看管。莫桑比克的经济不是一个统一体，北部以原始农业为主，也没有什么现代化城市，革命之前，南北如同两个国家。由于葡萄牙残酷的殖民统治，莫桑比克基本没有形成社会阶级分化，中产阶级几乎没有，更不用说大地主了，同时，莫桑比克从来不发愁缺乏土地，但是由于没有现代耕种工具，许多土地无法开发，这是莫桑比克和中国农村不同的地方。

莫桑比克的独立运动发生在六十年代，不同的独立运动组织最后合并成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这个阵线以坦桑尼亚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慢慢占领了北方的三个地方，立住了脚跟，建立了抵抗根据地。在葡萄牙宣布放弃殖民统治之前，双方一直以这种方式对峙着。打下了根据地，解放阵线立刻做两件事，第一是普及教育，第二是进行农业合作化生产。普及教育的急迫性在于，如果农民不接受基本的识字、算账这方面的教育，合作社根本开展不下去，因为各种收入计算、生产规划等都需要一定的知识。同时，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认识战争的意义也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开展合作化生产的目的是，合作化的收入可用于反殖民战争。这两项政策都带有相当激进的色彩。解放阵线所推广的教育以宣扬马克思主义理念为主，辅以实用的生产技能知识，这和本地区天主教教会所实施的教育内容大相径庭。解放阵线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革命者，为打赢战争服务。同样，生产合作社的创办打破了部落农业生产方式，引入了集体劳动这个新的生产方式。在教育和农村生产改革上，解放阵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此时，革命阵营内部开始分化，一种意见以独立为终极目标，但不想改变现有的经济体制，另一派以当时领导人爱德华多．蒙德拉内（Eduardo Mondlane）为代表，要求改变现存殖民体系，将莫桑比克带入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分歧在第二次党代会得到解决，解放阵线确立了社会主义路线。

1969年，蒙德拉内被暗杀，临死前完成《为莫桑比克而战》（The struggle forMozambique）的重要党史著作，详细介绍了莫桑比克民族主义起源、解放阵线缔造过程和最初的解放运动，同时也揭示了党内的斗争以及解放阵线如何从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向社会主义政党过渡的过程。蒙德拉内在临死前的一次演讲中说：

我现在确信解放阵线有了较过去更清晰的政治路线。过去我们团结一致的地方是对殖民统治的愤怒和摧毁旧的殖民体系、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的信念。但是什么样的新秩序呢？其组织是什么样子？无人知道。不，有些人知道，但只是朦胧的概念，或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意识。然而过去的六年是我们思想发生质变的时期，我现在可以说，解放阵线比过去更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进步的政党。我们正越来越向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为何如此？因为莫桑比克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敌人都不允许我们有别的选择（Saul1985:61）

第二次党代会标志着解放阵线明确了社会主义斗争的方向，第三次党代会（1978年）则正式确立党的性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莫桑比克于1975年独立，也就是说，独立后三年，解放阵线才最终完成由大众党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向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转变。这是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情况，几乎没有一个天下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打下来的，倒是打下来之后，一些政党不愿意丢掉保证革命胜利强大的依靠，即农民和工人阶级，因而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开始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遏制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这些政党便转变成无产阶级政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就是如此。

发生这种转变最极端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的特殊在于：它有数千年的文明，有自己的文字，近代没有被西方殖民过。埃塞俄比亚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完整的封建土地制度，最上有皇权，皇帝下面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再下面有地主阶层和农民；也就是说，埃塞俄比亚是少有的明显进入封建制度的、出现阶级分化的非洲国家（Lefort1981）。

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在非洲享有崇高的声望；国王本人和毛泽东友谊也不错，他于1971年10月5号访华，而毛泽东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宾就是塞拉西国王。就是这么一位国王在1974年9月2日早上八点被一辆白色大众轿车接走，随后军方向世界宣布起义成功，从此结束了埃塞俄比亚的阿比西尼亚帝国的统治，埃塞俄比亚几乎在一夜之间毫无征兆的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它也是唯一一个从封建社会通过军人政变进入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军方成立的“军队协调委员会”为过渡时期的权力机构，由一百多名军人在这个委员会共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他们大多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深，只是起义后，政治才越来越激进。

如同马瑞娜和戴维．奥特维所描写的，在1974年世界上最激进的政治理想是西方议会民主形式，但到了1976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科学社会主义”（Ottaway and Ottaway1978:Ch1）。1975年，所有土地国有，这么快的变革速度令苏联专家感到怀疑。不过苏联还是派了许多专家来讲授马克思主义，为“军队协调委员会”培养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后来苏联干脆同意新埃塞俄比亚宪法可以照搬苏联宪法。1976年，“军队协调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治国依据，在国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提高教育、重新分配财富、农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海尔塞拉西的战士

加入埃塞俄比亚的例子是要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七十年代中期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个时期的非洲社会主义者目睹了“非洲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转向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非洲社会主义”奉行的不结盟原则，投向社会主义阵营。

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重要的理论家卢齐欧．劳拉（Lucio Lara）在接受南非共产党采访时，在谈到过去的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时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只承认有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经验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修辞没有把我们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旧殖民的要素和新殖民主义都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他们假借社会主义之名搞资本主义之实”（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1978:33）。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默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med Siad Barre）在1976年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叫索马里社会主义，也不是非洲社会主义或者伊斯兰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World Mxist Review1976:71）。而就在十年前，尼雷尔还拒绝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提法，他说：“我认为，凡认为有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它的配方已经被人类知晓，那就是对人的智力的侮辱”（Nyerere1968:77）。

在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科学社会主义者和非洲社会主义者都以对对方的否定来形成自我理论的论述。两者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但核心还是对非洲社会内部有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是非洲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的分歧。“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阶级问题敏感过度。坦桑尼亚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伊萨．席福基（Shivji1974）是去年北大主办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唯一邀请的两位非洲学者之一，我对他非常敬佩，但他在1974年写的著作《在坦桑尼亚悄悄发生的阶级斗争》（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in Tanzania），受绝对公平论的影响，竭力指出在尼雷尔领导的乌加马社会主义新村运动里面出现的贫富差别，不能不让人觉得这种高度斗争哲学的危害性。

莫桑比克从大众党转向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过程必然要清党，使解放阵线明显减肥并精英化，这个过程等于人为树立了对立面；同时剥夺酋长的土地并采取镇压的做法，后来整个内战的爆发就是南非和罗德西亚白人政权扶持了从监狱里跑出的一个酋长，组成了反政府军。这场内战紧紧拖住了解放阵线的手脚，使得以前建立起来的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成就都化为乌有。在农业上，解放阵线推行的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一蹶不振。在文化上，解放阵线推行激进的移风易俗运动，将传统文化视为反动文化，比如强行破除少女的成年礼，引起社会不满。反政府军恰恰是利用传统文化而争取了民众的支持。

总之，在如下几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者”区别于“非洲社会主义者”：第一，他们是阶级论的坚决拥护者，相信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社会中的各种文化、族群、阶级的冲突，而“非洲社会主义者”更重视社会的和谐；第二，否定非洲传统文化的价值，努力创建一种革命的文化；第三，变多数党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党纯洁和精英化，但同时也失去多数党扎根于非洲现实的一个关键特性，即多数党重视的是不同族群的代表性，而非阶级的代表性，这使得多数党对种族的冲突可以更好管控（Hyden2006:Ch3）；第四，抛弃费边改良主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第五，大众党大多采取说服教育来推行政策的执行，而无产阶级政党多采取强制执行方式；第六，放弃了不结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