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

(注：原题《故乡农村的裂变，让人不寒而栗》，作者授权的推送方将标题定为《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

杨仁旺

北京大学校友，教师

我的老家在江西庐陵，这里曾是欧阳修故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也曾是革命老区，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于斯，长于斯，出于对这片故土的热爱，从北大毕业后，我曾满怀着一腔热血，顶着巨大的压力返乡从教，算是对这片热土的一点点反哺。后来回京工作，故乡依旧萦绕心头，几乎每年春节我都尽量返乡探亲访友。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最近两年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未能回老家和亲人团聚。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赶回老家，带着孩子走亲访友，共话乡谊，再逛一逛昔日劳作的田野和儿时嬉戏的河流。其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惊讶于故乡的面貌变化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有些变化，甚至令我感到不寒而栗。虽然之前我看到过不少“返乡日记”之类的文章，描绘乡村凋敝的凄凉景象，也读过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对中国乡村的剧变有一些感性的认知，然而当自己回到故乡，直面家乡的面目全非时，心头依然涌起巨大的悲凉。

一、礼俗秩序崩塌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几天前，父亲领着我和在家务农的弟弟一起去山上给已逝的祖辈扫墓。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整个过程还是很有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先人的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茔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份脉脉温情。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虽然包办婚姻大为减少，这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奉子成婚”的现象却日渐增多。年轻一辈在城里打工，谈了对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补办婚礼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听闻的几场婚礼竟大多是这种情况。虽然“奉子成婚”也无可厚非，甚至办不办婚礼都应该成为自由选择，但是年轻一辈回老家办完婚礼后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他们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婚礼之外，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原本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各种讲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简化成了“一个红包一顿饭”的交情。而且由于年轻一辈大多外出打工，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亲友返乡后再办，有的甚至干脆就不办了。我小儿子的满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办的，原本打算在家里办，更加热闹一些，然而因为天气寒冷，帮厨不好找等原因，最后只好改在镇上的饭店办了，没有了想象中的热闹，一顿饭过后，亲友们便又各自散去了。

至于节庆，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已经名存实亡了，也就春节还保留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亲友们还能尽力回家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王宝强的这句歌词唱到了朴实农民的心坎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我们不管离家多远，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亲人的团聚。虽然在短暂的团聚之时，可能连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亲戚不走动，亲情便散了，春节还是为日益原子化的社会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黏合剂，让昔日人情往来密切，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不至于彻底土崩瓦解。

二、拜金之风日盛

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工资是多少？”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离村子不远的马路边上有一片良田，由于乡政府规划将这片地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基地，这片良田被乡政府以一亩地3万元（平均45元/平米）的低价从村民手中征收，再以4000元/平米的地价对外出售。从征地到开发，工程被层层转包，其中的权钱交易不知有多少。

说起传销，我早就听说过村里有人在外打工时陷入传销组织，最后家人拿钱去赎，才把人救出来。我万万没想到传销居然会祸及自己和家人。去年我表妹突然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她被人骗了，要向我借钱，而且开口就要上万，我在问她被骗的详情时，她说得漏洞百出，于是我起了疑心，问她是不是陷入传销了，她就不再与我联系了。后来从家人处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学骗到安徽合肥搞传销，我姑父亲自去合肥把她捞出来，她却执迷不悟，拒绝跟我姑父回家，最后姑父只好强行将她带回。我认为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除非是掉进钱眼里了，否则是不会陷入传销陷阱的，然而当下传销之所以大有市场，可能就是因为掉进钱眼里的人太多了。

高利贷这颗毒瘤在乡土社会本就长期存在，因为通过正当途经贷款对于普通村民而言貌似显得有些距离，对于银行借贷规则的陌生让他们本能地选择相信借钱更加方便的熟人，即便利息要高一些。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高利贷在乡村不仅半合法化地存在，而且通过高利贷发家的人同样受人艳羡。我的一个表亲通过放高利贷一年挣了近百万，买了一辆不错的小轿车走亲访友，他很享受这种体面，也有不少人表示艳羡。村里买小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也许要等到小汽车在乡村也逐渐普及了，不择手段的致富可能才不会被艳羡吧。

最近e租宝的庞氏骗局被揭露，让人们对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开始心存警惕，然而在乡村，依靠熟人圈子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的一位远亲早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投身房地产，最开始也挣了大钱，然而这两年赶上县城房地产开发过度，库存积压，大量资金难以回笼，于是他动员周边的亲友给他投资，许以高额的利息，只要房子能卖出去，他就有钱还本付息，一旦房子滞销，他的事业将难以为继。我身边的不少亲戚都给他投资了，有的确实得到了较高的收益，因此口口相传，他在亲友中变成了做公益的楷模。我个人出于善意，提醒亲友尽快抽身，见好就收，然而尝到甜头之后，貌似没有几人愿意收手，只有我亲弟弟为了盖新房才把投资的钱拿出来了，确实获利不少，然而谁知道这个泡泡能吹多久，也许泡沫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诚然，村里的物质面貌确实大变样了，村间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民们通过外出打工或搞副业赚了钱的大有人在，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村庄的旧貌换了新颜。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村里近十年的变化可能大于过去几个世纪，不能不说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在乡村创造的成就。然而在物质日渐丰盈的背后，却掩盖不住村民们精神世界的集体迷失，当追求金钱与物质成为社会核心驱动力之时，乡村社会的攀比之风、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价值观的扭曲程度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也许乡村物质条件的迅速改善并未给村民们带来太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群体的幸福感取决于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因此美国空军晋升的速度虽然远比宪兵要快，但因为身边的参照群体中总有比你晋升更快的，因此空军对晋升制度反而更加不满，整体晋升缓慢的宪兵反而认为晋升制度更加公平。同理，乡村的物质条件迅速改善的过程中，总有村民赚的钱比你家多，楼房盖得比你家漂亮，小汽车比你家的高档。当这些物质攀比愈演愈烈之时，原来农耕时代财富相对均匀的稳定感和满足感就彻底消失了，年复一年的打工赚钱成了无奈的选择，仿佛金钱成了维系个体存在价值的唯一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