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9日

日本驻华大使馆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与秦德纯于凌晨2时达成口头停战协议，各自立即停止射击；双方军队撤回原防。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宛平防务，人数限300人。松井承认“失踪”士兵已归队。按照协议，中方自卢沟桥撤兵，宛平由北平保安队接防。但日军并未撤兵，并于傍晚炮轰宛平城。

日本内阁会议，陆相杉山元要求日本“国内派三个师团增援”，并请将此建议呈日本天皇裁示。

蒋介石电宋哲元，“已派孙仿鲁（孙连仲）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及庞炳勋部与高桂滋部先向石家庄集中”，命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宋哲元复电蒋介石称，决遵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

何应钦电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称，“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外交部次长陈介约见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对卢沟桥事件再次提出抗议，并郑重声明，此次事件责任不在我方，日方所提保留意见未便接受。

外交部次长徐谟在庐山发表谈话称，日军此次在卢沟桥演习，原已超出《辛丑条约》之范围，外部曾向日方提出抗议，今复袭击我国军队，轰击我国城垣，此种责任当然由日方负责。

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由武装机器脚踏车、坦克及兵车组成游行队，在吴淞路、北四川路等处示威。

毛泽东与张闻天电上海、太原、广西、西安中共负责人，请其根据中共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的对外阵容，以应付大事变。

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等为日军进攻华北，率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称：“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电宋哲元等称：“暴敌无厌，得寸进尺，卢沟桥之役，用心叵测，令人发指！诸公奋勇抗战，捍卫国土，全国感佩。……尚望坚持到底，勿中敌计，不作城下之盟，不答任何条约，全国国民愿为后盾。”

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卢沟桥事件》称，此次事件“纯系日方放肆要挟，有意寻衅”。中国对日本，“退避当有限度，屈让应合界限”。“全国国民愿于中央、地方团结协力之下，根据国策，拥护赞助，惟力是视”。

平汉铁路工会致电宋哲元，表示：“凡我国民，同深愤慨，望本守土卫国之旨，鼓励士气，沉着应付，勿令再失寸土。本会誓率两万会员，以为后盾。”

平汉铁路长辛店工会与办事处，购置慰问品，赴前线慰问抗敌受伤将士。

卢沟桥日军挑衅行动，举世瞩目，各国政府先后电各该国驻华使馆，饬将事态发展情况随时详细报告。

外交部长王宠惠自庐山返南京。

庐山暑期训练团补行开学典礼，蒋介石出席训话。

川康整军会议闭幕，何应钦返南京。

东京世界教育会议邀伪满洲国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拒绝出席此次会议。

1938年7月9日

薛岳致电南昌熊式辉、叶肇，委曾戛初为鄱阳湖警备司令，李白澄为副司令，指挥湖防部队及水上警察，任湖防之守备；南昌警备司令赖伟英指挥城防部队，任南昌市守备，统归叶肇指挥。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热烈参加武汉民众献金运动。中共中央拨出党费1000元，八路军总部将八路军指战员节食所得1000元，分别委托中共驻武汉代表团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代献作救助受伤将士、抗敌军人家属及难民同胞之用。同日周恩来将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当月薪金全部献出，中共参政员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各献月薪350元。从7月7日开始的这场“献金运动”共持续5天，最终募集到100万余法币。

中国共产党献金团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成立。同时，成立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蒋介石指定陈诚等31人为临时干事，以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甘乃光、贺衷寒九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为书记长（由朱家骅代）。

蒋介石举行茶话会招待参政员，席间演说称，战事有绝对把握。茶毕，参政员黄炎培将所拟揭发政府与社会间积弊之提案面交蒋介石。

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重庆联合举行北伐十二周年纪念日。林森致词，谓：十二年前誓师北伐与今日之长期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先后一环，革命一日不成功，我辈之奋斗一日不能终止。

英伦敦、曼彻斯特等13个城市的市长联名通电，抗议日本空军轰炸中国，并呼吁英国各城市及各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