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5日

梅机关为青岛会谈拟定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要纲（决定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案）》。

蒋介石得悉汪日密谋，曾写信给高宗武说，如高、陶能够回来，既往不究，还给予重用。如果能将那份密约带出来，还有重赏！高、陶得悉后正在犹豫不决，忽然得到消息，说汪精卫决定派人把他们杀了灭口，去意遂定，相约于1940年1月5日逃出日伪监视网，同乘美国客轮“胡佛总统号”到了香港。高当即把密约副本交杜月笙，杜正要转送重庆时，被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获悉，要求先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并附登陶希圣写的《致大公报记者函》。

汪精卫、周佛海得知高宗武、陶希圣逃离上海极为惊恐。周立即与丁默村、梅思平研究善后处理办法。

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失散的指战员300余人从新疆返抵延安。

毛泽东向120师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关系全局贺、关即赴晋西北指挥”，组织反顽斗争（当时贺龙、关向应在晋察冀边区）。

洛甫（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说，勉励文化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为工农兵服务。

苏联最高会议批准1939年6月16日之《中苏通商条约》。

1941年1月5日

毛泽东再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电项英，要求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

1942年1月5日

日军为挽回长沙败局，急由鄂南调兵增援，遭中国军队反击后，溃败。进犯长沙日军总计伤亡3万余人，其第9师团几乎全部被歼。

国民政府明令：自1941年12月8日起，上海公共租界内任何非法组织之法院，其所谓裁判及其它任何行动，应一律认为无效。

由国民党中宣部和美英荷各国政府使馆代表组成的“反侵略国联合宣传委员会”在渝成立。6月，华盛顿、伦敦亦成立类似组织。

据《解放日报》载：华北敌《华北评论》公布尔日本在华北抓捕壮丁运往东北的数目，1937年为323689人，1938年为501656人，1939年为954882人，1940年为1400000人。四年总计为3180227人（编入伪军的尚未在内）。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举行。

1943年1月5日

日军6000人“蚕食”我山东泰山区之莲花山区。毛泽东针对华中敌后抗日的困难，指示中共中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整个抗战尚需2年，你们要想各种办法熬过2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

日军侵占豫南商城、皖中桐城。

中国赴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返抵重庆。

1944年1月5日

苏中伪军第34师135团团长施亚夫率全团反正。施亚夫于1942年受中共派遣，打入汪伪部队。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布《关于学习与发行毛泽东三大名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的决定》。

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成立，司令员何克希，政委谭启龙。

张云川在渝访黄炎培，介绍所见中共领导的苏北根据地情况及中共政策。张云川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曾组织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开预备会议，日共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出席指导。太行支部作一年来的宣传和其他工作报告。各地支部作工作报告。8日闭会。

史迪威返缅甸督师。

1945年1月5日

伪满铁石部队1.5万人编入汪伪华北特警队，参加“讨伐”华北抗日游击队。

周恩来收到王若飞的复电，称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来电反对中共派代表出席世界职工会代表会议。朱仍坚持，表示愿意与我们努力去做，但恐政府很难通过。

（综合、修订自《中华民族抗日编年》《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八路军大事记》《新四军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