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4日

据《大晚报》载东京华联社称：1936年日本对华政策以培养亲日分子，加厚亲日政权之政治经济实力为首要，并以下列三大军力系统为中心：一、以关东军为中心，强化在满军备，扩张其版图，务期绥远、察哈尔两省也包括在内；二、以华北驻屯军为中心，确立非战区亲日政权之强化，统治华北之军政权，发展华北交通、产业，加强其与中央的离心作用，进而待机而动；三、以西南日本武官为中心，与西南提携，实现日本在闽粤之理想，对闽粤作内层发展，尤以操纵台湾对岸福建实权，完成对华南之发展计划，以上各策仍以军部为中心，而以“防共”之名为推动力，对华作全盘的进策。

日军在塘沽市内布岗哨，车站中国国旗被撤，悬挂日旗。2日宋部在大沽查私与日商大西洋行冲突事，日驻津总领事川越茂向宋哲元提抗议，并要求：一、正式道歉；二、撤销大沽中国驻军及公安负责人撤职；三、将肇事者逮捕、处分；四、赔偿损失；五、以后不得再有“侮日”行为；六、保证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福建省府将安溪矿产售与日人，要赵修晋负责其事，赵谈：事前均得到蒋介石、铁道部、实业部批准。

为了在短期内“剿灭”红军，西北 “剿匪” 副司令张学良与杨虎城自西安飞抵绥德同高桂滋、毛侃会商防止陕北红军北攻榆林、绥德。5日，张、杨、高、毛抵榆林与井岳秀会商并飞往清涧、镇川、响水视察红军活动。7日，张等飞抵山西离石柳林与孙楚、杨耀芳会商对付红军办法。8日，张等又飞太原与阎锡山会商。9日，阎锡山为防止红军入晋，委杨爱源为“剿匪”总指挥，并于次日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 “军政兼施”，在军事上分工防守。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剿匪军” 第一路总司令何键撤惩“剿共不力”军官，李觉 “记大过二次，戴罪图功”；旅长邓南骥“革职留任”。

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一文，首次公开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

北平学联发表复课宣言。

1937年1月4日

天津发现日机散发的荒谬传单。

伪满公布《刑法》。

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对张学良的“特赦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于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与外界断绝来往，实行终身软禁。

周恩来电中共中央令红军驰援关中地区。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杨虎城在会上声明不能接受南京政府解决西北问题的办法，东北军、十七路军绝不分离。

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行至潼关，国民党潼关驻军把学生扣押，并押送到洛阳。

1938年1月4日

日关东军驻黑龙江省汤原县守备队残杀四合村居民120余人，其余村民逃走。从此，四合村成为“无人区”。

日军驻蒙兵团编成，莲沼蕃中将任司令官。该兵团以26师团为基干，司令部设张家口，直属大本营。其任务是负责内蒙及察南、晋北地区的稳定。

日机轰炸武汉，在汉口、汉阳投弹70余枚，军民伤亡数十人，为我机击落1架。

日军第10师团侵占鲁南曲阜、兖州。

行政院例会，决免抗战被灾区1936年以前田赋旧欠和1937年度田赋附加，并责成各级政府“救济难民，抚辑流亡”。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开始办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杨成武部收复紫荆关。

我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外交部，报告与英外相艾登谈话情况，称：“英国在可能范围内援助中国。”

1939年1月4日

日本近卫内阁因无法结束战争而垮台，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

豫北日伪军2万余人集结于获嘉、修武、博爱、沁阳，威胁郑州、巩县、洛阳。

外交部发言人称：“敌阁改组显示其政府侵华政策愈趋急进，平沼将坚持反共政策，加紧军事行动，企图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中国政府已充分准备应付新发展之任何结果”。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称：据赵纪彬密报：毛泽东《论新阶段》一书“有碍统帅权之统有碍行政之统一”，且与“三民主义不合”，“与国民革命之历史不符”。触犯审查标准有关规定，请予查禁。

刘伯承、宋任穷由南宫去冀县和鹿钟麟会谈团结抗日及冀南磨擦等问题。

张澜、黄炎培等发表讨汪宣言。

文艺界在渝集会欢迎郭沫若、胡风抵重庆，并发起讨汪肃奸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