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马力】许多学者都在为今天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而辩论不休，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已经步入了“后美国时代”（Post-American Era），这意味着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与“美国世纪”已经走进历史。我们不仅在目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且也注意到这一划时代的进程是加速进行的，这已经导致世界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习近平曾表示，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来说，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以“美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终结作为其开端，如果一定要明确这一新历史时期的确切起始时间的话，也许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一年爆发，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经济影响。

另外，2017年可以看成是全球向“后美国时代”加速前进的历史起点。随着世界各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现实，未来国际关系又会呈现出哪些主要特点呢？

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8月21日在“中美聚焦”网站发表文章：《“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

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经济不平等造成民粹主义崛起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美国被迫调整其战略目标，将“全球反恐战争”列为其国家任务的重中之重。这十年里爆发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受到严重削弱。基于这一原因，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由于美国始终把中国作为其主要战略对手，对中国的遏制手段已经从被动的军事威慑逐渐演变为主动的介入，美国介入的涉华事务从南海到东海，从中印关系、中日关系到中国-东盟关系等不一而足。

第二，全球化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将成为“后美国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支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双方的交锋将比以往更加激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逆潮流而动，为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强力发声，特朗普决定退出事关气候变化解决进程的《巴黎协议》就是一个明证。“美国优先”原则本身并不值得批判，可一旦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追求所谓的“美国优先”，就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问题。

美国的这种“角色转换”进程与“后美国时代”同步开始，国际社会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因为美国的“角色转换”决定了这个国家将在世界秩序转变过渡时期发挥怎样的作用。

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角色转换”不仅限于美国。2016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做出将欧洲一体化进程置于险境的“脱欧”选择，此时民粹主义候选人也开始在欧洲大陆现身了。

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为全世界带来了长达70多年的经济繁荣，其核心理念是资本自由化，即资本应流向经济增长最需要的地方。可令人遗憾的是，资本总是流向利润更丰厚的领域，在这一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被彻底无视了。

导致世界各地民粹主义泛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为了更好地分配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必须在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而政府和其他重要社会参与者必须将这一责任承担起来，市场本身是不足以实现这一功能的。在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眼里，市场、资本和私有化高于一切，这导致以这一思路来指导经济发展的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后美国时代”有哪些特点？

“后美国时代”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全球力量平衡的重塑。“大汇合”（Great Convergence）这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购买力平价法创造的新词汇已经成为现实。

“大汇合”的含义是：从1990年到2022年，高收入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从64%将下降到39%，在同一时期，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从12%将上升到39%，这其中仅中国就将占到全球GDP的21%。在美国国内为其经济发展方向辩论不休时，新兴经济体却在持续成长。看来，“大汇合”这一概念将成为新时代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此外，为全球经济增长与政治进步提供指导方针和社会思想环境的意识形态与理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随着经济新自由主义以及作为经济改革药方的“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政治经济领域指导方针的缺位在过去10年里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人们渴望出现新思维、新范式、新思路和新的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目光日益转向东方，特别是转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