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所示: 住房拥有率在2005年联储加息后触顶回落，2007年开始大批家庭抵押贷款违约进而失去自己的住房，住房拥有率直线暴跌。

截止2015年第二季度，最新数据显示住房拥有率已经跌回里根总统刚上台时的水平，这也意味着联储宽松政策的效力大幅减弱，因为即使量化宽松可以继续压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很多家庭也无法从中受益了。（见图3——美国的住房拥有率变化）

住房拥有率在2005年联储加息后触顶回落，2007年之后，住房拥有率直线暴跌。

同时因为QE不断压低长端国债利率，追逐高收益的投资者被迫去购买溢价更高的公司债和美股。

一方面垃圾公司发债成本被压到与联邦政府相差无几的水平，企业利用低利率环境大举发债，这些公司并未将资金投入到生产性投资中，而是沉浸于增加股息和股票回购，工资增长因此受到抑制。

另一方面联储宽松与公司回购股票开启美股新牛市，原本这是一个弥补住房拥有率下降后家庭财富缩水的绝好路径，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下图所示，美国家庭净值已经回到2007年的水平。

可惜根据盖洛普(Gallup)最新的民调结果，包括直接持股，股票共同基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401(k)三种途径在内，只有55%的美国成年人参与到股票市场，3年前只有53%，这个比例在2007年曾高达65%，对比整体家庭净值回升与民众持股比例下降可以看到明显的财富集中与分配失衡。

美国家庭财富净值的变化

至此，联储货币宽松既不能通过拉低利率刺激家庭借更多钱消费，因为家庭负债规模随着住房拥有率下降而急剧收缩；也不能通过拉高股市，以财富效应传导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因为美国人有近一半不持有股票。中间还有企业削减生产性投资，压低家庭工资收入，间接等于把很大部分的中低层选民排除出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

现在可以回答文首福山的那个问题了。在一个政治治理低效且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环境中，确保选民不会导向民粹的关键是联储能以更低的利率刺激家庭借更多的钱，收入上的不平等以债务增长来弥补。只要这个再融资机制不被破坏，那么所谓”不平等”不会成为社会大众讨论的核心议题，自然也无法影响总统大选。

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住房拥有率深度暴跌，加上联储基准利率跌至零，家庭自身已无力继续增加长期债务，债务再融资机制失灵让选民有了对贫富差距的现实感受，彻底激化了中低层与富裕阶层的矛盾，前者与后者支持的传统中间派政治精英分道扬镳，转而偏爱两党各自的极端派，这突出表现在茶党与桑德斯的交替崛起中。

此次大选说白了就是一次经济利益决裂导致的意识形态大辩论。面对选民出现的极化，是否要对里根以来确立的政治治理架构进行调整?

共和党的特朗普坚持把国内矛盾外引，采取”反全球化”立场；民主党的桑德斯则认为美国应该效仿欧洲，有些政策甚至走到了共产主义的极端。 相较而言民主党希拉里位于其中，但丑闻不断，当选总统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还不得而知，但也意味美国社会的分裂并未通过大选弥合，而是从经济扩展到了意识形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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