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1976年，在纽约州哈德逊河谷纽普兹镇埋头写书的黄仁宇可能永远想不到，他手头上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会在中国受到如此欢迎。

当时58岁的黄仁宇正在经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困局。虽说年轻时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南亚次大陆上打过日本人，后来也在沈阳城外见识过林彪的“人海战术”。自从1950年赴美读书以来，他已经决心将手中的枪杆子换成笔杆子。1964年，黄仁宇在密歇根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赴南伊利诺伊大学短暂任教后，于1968年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聘为亚洲研究系的教授。

如果没有意外，他会在一张平静的书桌边度过自己的余生。但是，谁能料想到学术的生涯会比战局更难预测。与美国汉学界的隔阂，教学考核的不达标，学生的不良反馈，让黄仁宇的教授地位岌岌可危，他将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两本书上，一本是他早就完成的《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另一本则是正在创作中的《万历十五年》。

无论是商业性还是大学出版社，没有一家愿意出版《中国并不神秘》。黄仁宇日后将其归咎于当时美国学术界常春藤联盟里的权威精英宁可维持知识阶层的现状，也不愿认同他这个从金字塔底层爬上来的人的奋斗。最终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而此时已经是黄仁宇收到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遣散通知的6个月后了。

黄仁宇曾接受央视采访

1976年6月，中华书局收到了黄仁宇辗转多方寄来的《万历十五年》中文书稿。据最初负责此书的傅璇宗回忆，他对这本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的一审意见上肯定了此书“论述了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也指出了其“有点地方对外国人可能是必要的，对中国人就显得累赘多余”以及“作者的汉语修养不行，有些地方‘辞不达意’”等弊病。他认为，《万历十五年》的顺利出版一方面在于当时政治环境的放松，相关领导希望“此举能对国外的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书局副总编赵守俨的魄力，他明确表示同意出版的态度，抵消了书局内部质疑的声音，促成了此书的出版。1982年，在经历数次修改和润色后，《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终于面世，首印27500册。

每个翻开此书的读者心里可能都有一个问题：万历十五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正如这本书的英文书名一样——《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什么也没有发生”。

黄仁宇：《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样的书名以及书中各种看似琐碎的例子，如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曾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张居正丁忧回乡的仪仗里有6个出自“戚家军”的火枪手；戚继光不仅是一介武夫，还“颇通文墨”，有语出《庄子》的《止止庵集》流传后世；海瑞苛俭成癖，只有在母亲生日时才会买两斤肉——这些作者从各种明代笔记中爬梳出来的逸闻野史，表面上看似迎合美国汉学界“那种显微镜的目光”，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为作者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所服务的。

正如黄仁宇本人在《<万历十五年>与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所叙述的：“……当然不会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的原因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认为“叙事不妨细致，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病根正在于此书所揭露的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结构，这种“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面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则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没有任何可靠的、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组织结构。在这种语境下，如果说近代中国是一个身患恶疾的病人，那么黄仁宇自认是一位医生，《万历十五年》更像一本病历，恶疾的第一次发作，就是在万历十五年，而疾病的根源则埋藏在更早的朝代里。医者父母心，黄仁宇记录这种疾病并非想展示病症有多么丑陋不堪，而是期望早日找出症结，对症下药。

事实上，黄仁宇对自己提出的纵横数百年、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提出全面解释的“大历史观”颇为得意。他曾在文中特意指出这种理论“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游遍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令他难以忍受的是，这种“苦心孤诣”的所得似乎并没有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这就要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那本书《中国并不神秘》的坎坷出版经历说起。

早在1974年，黄仁宇就完成了《中国并不神秘》一书，并将其交付某著名商业出版社，准备出版。在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的过程中，黄仁宇深感西方人所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有种种令他难以忍受的弊端：松散的组织架构，大量的奇闻轶事，陈旧而单一的观点。他迫切需要一本书来“正本清源”，以纠正传统教科书带给学生的不良影响。这本“用望远镜般的视野……以短句写成的，五万字的内容分成了一百三十八段……内容上及秦始皇，下到当前时事”的《中国并不神秘》，就是他认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但这家出版社并没有接受此书，负责此书的编辑明确告诉黄仁宇，他本人很喜欢这本书，但是审阅此书的两位“权威人士”都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这一结果对黄仁宇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以致于他在自传中将这一拒稿事件视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关于该书被拒，黄仁宇怀疑过很多原因：是不是他在书中流露出来的民族自豪感，让一些对中国一直持有负面看法的学者无法接受？亦或是他书中秉持的那种“公正客观”的历史变化逻辑，打破了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思考框架？

但其实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黄仁宇本人并不是美国汉学界的权威，他无法担负起用一种理论来阐释整个中国历史的重任。正如该书另一位审稿人芮沃寿对此书的评论：“总论部分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过火。”他奉劝黄仁宇不要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研究”，他认为黄不具备进行这样阐释的威望，而书的结论也没有跳出传统观点的窠臼。

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芮沃寿对黄仁宇有知遇之恩，黄仁宇在自传中对此深表感激，但并不甘心芮对自己的书给予“水准较低”的评价。随后，他开始转而投向更具影响力的费正清，如果能让其为《中国并不神秘》撰写序言，那么此书的出版必然不成问题。但令黄仁宇愤愤不平的是，费正清答应了会支持他出书，却在书稿寄去后音信全无。多年后，黄仁宇在自传中反省自己当时的行为，认为这多少有些“挑衅”的意味：从费正清的学术地位和研究背景来看，他肯定不会认同黄仁宇“大历史观”能够代表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权威阐释：作为学者，费正清精通19至20世纪的中国历史；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顾问，他也对两国的政治运转有深刻认识。如果要抽象系统地阐释中国历史，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费正清都比黄仁宇更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