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有林记得，2005年，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从一辆兰州到西宁的货运车上查获了可以组装150支半自动步枪的配件，共10箱。案件审查之后发现，犯罪分子是甘肃岷山机械厂的职工，他和一些内部人员勾结后，先后几次从岷山机械厂、石家庄3302厂等购买“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零部件两万余件，其中一大半流向青海。

值得注意的是，化隆县最早发现黑枪是在上世纪90年代，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当地牧民也有防身的需要，但并没有发展到自制枪支的地步。而到了90年代，机械厂等国企正是由于生产不景气，一些企业就倒闭了，工厂内的工件物料和设施设备被闲置，而这些物料和设备也往往容易成为地下枪支制造的零部件和加工设备。

2003年底，河南警方在审讯倒卖“化隆造”的犯罪嫌疑人申虎时获得一个令他们大为吃惊的线索。申虎本是河南焦作中州机械厂下岗工人，懂得制枪工艺，他利用厂里的一些边角料，在自己家里就造出了3677根枪管。

所以，化隆与其说是一个制枪基地，还不如说是一个枪支组装和集散基地。由于缺少大型工业企业支持，枪支所需的零部件需要来自外地，装配完成后再经特殊渠道流入黑市。

据警方介绍，装配一支“化隆造”，成本只要一百来块钱，卖给西宁第一道收枪人三五百，市价少则上千多则上万。可见，受益最多、动力最大的，同样不是化隆人。

“后起之秀”：土炮手雷齐上阵

不过，中国地大物博，能人辈出，能制造黑枪的当然不仅仅是化隆。贵州松桃和广西合浦也不落下风，同样是黑枪制造的两个重要“据点”。这三地被合称为我国的三大“黑枪制造基地”。

松桃苗族自治县隶属于贵州省铜仁市，成立于1956年，是国务院批准成立最早的自治县之一。和化隆一样，松桃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

2013年，松桃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2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005元。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相比全国平均水平，松桃县仍然是落后地区，收入水平不高。于是，有人铤而走险，“造枪致富”。

由于黑枪的“致富示范效应”，在松桃县制造黑枪的村寨由当初的几个迅速发展至几十个。在大兴镇的毛溪村，最严重时期，22户人家中竟然有21户人家都在造枪。

不过和化隆不同的是，该地不仅会造枪支，还会制造杀伤力更大的枪炮。据媒体报道，1992年至1996年，松桃警方收缴各种非法枪支8772支，其中仿五四式481支，仿六四式492支，微冲6支，仿左轮12支，土炮18门。

同样，另外一个黑枪基地，广西合浦也拥有制枪造炮的能力。在1994年，合浦县公馆镇与近邻且同样宗族势力很强的博白县发生了一次械斗。当时朱、彭两姓因为坟地纠纷，引发几万人规模的械斗，双方不仅装备了大量枪支和手雷，还有土炮近10门，后来，各级政府调集了1000名武警战士，整顿了一个多月时间，这次小规模战争才算结束。

警方查获的自制土炮

不过，土炮虽然杀伤力大，但制造技术上却比枪支略微简单些。一般用于械斗的自制土炮，不需要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和原材料，只要有足够牢固的钢管，再稍微懂一点制作技术，村民们就能够制造出可使用的土炮。

对于合浦来讲，造炮又有一定的传统。因为合浦有两百多年的制造爆竹和烟花的历史。所以制造枪支土炮对于合浦人来讲，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然而，这两个更靠近珠三角工业基地的地区，比“化隆造”起步还晚，显然不只是传统所能解释的。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商小平教授认为，我国当下管控黑枪存在三个难点：首先，制造、私藏、买卖和使用枪支的隐秘性很强，不容易被发现、举报；其次，我国的物流越来越通畅，形式越来越繁多，警方很难对每一个快递货物进行检查。所以，不法分子把枪支伪装成各种形状的物品，很快就可以完成快捷流通；第三，当前一些暴力文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青少年犯罪群体中，有些人甚至把拥有枪支视为一种时尚。

鲁迅先生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曾讲，“外国用火药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可现如今，一些边远农村正在利用火药技术制造枪炮，倘若鲁迅先生知道这些，会作何感想？崇拜美国枪支合法化的人，面对土枪土炮带来的杀伤案件又会作何感想？在前几天人贩子刷屏的时候，曾有媒体提出如果贩卖儿童合法化就不会有人贩子的市场了，会不会也有人这样谈论非法枪支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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