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退更是一片混乱

12月11日，蒋介石发现南京守军的战斗力及士气远不如淞沪会战，南京外围阵地仅五天即告失守，日军已逼近城垣，深感形势严峻，为避免南京守军被围歼，蒋介石开始考虑南京守军撤退，遂命令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当晚组织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觉得当初是自己力主固守，现在弃城突围，只有口头命令怕今后难逃追责，所以没有在当天就安排撤退。直到当晚，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这才决定于14日夜开始撤退。

等待进攻中华门的日军

日军坦克群进攻中华门

12月12日中午，日军攻破中华门，南京失陷已在朝夕之间，城中秩序逐渐混乱，守军也已经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唐生智只好决定将撤退提前到12日晚。当天下午，唐生智召集南京守军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事宜，并下发了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由于时间紧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卫戍司令部直属部队北渡长江撤退，其余各部则是从正面突围。本来组织撤退就比组织进攻、防御更难。但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后，又考虑到第88、87、36师和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嫡系，唯恐在突围中损失太大，不好向蒋介石交待，于是又口头指示他们“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大大降低了原来撤退命令的严肃性，也为其他部队不执行命令提供了借口，以致除了第66军和第83军按命令从正面突围外，其余各部队都涌向江边，想渡江撤退。

中国军队撤退前丢弃的大炮

当初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将船只全部撤走。现在突然要撤退，船只自然来不及安排，再加上撤退的安排非常随意，甚至都没有通知驻守挹江门的36师。结果没接到命令的36师为了阻止其他部队撤退，还发生了交火，整个撤退秩序一片混乱。挹江门左右两个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个门洞可以通行，各部都争先强过，互不相让，不少人被踩踏而死。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进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

唐生智长期担任闲职，权威不够，在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刻，各部队不能上下同命，万众一心，只能自顾逃命。原本还有可能实现的有序撤退，最终演变成大溃逃。守军中，相当一部分部队不听指挥，放弃掩护任务擅自撤离；也有不按照命令规定路线行动；有的指挥官贪生怕死，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还有因通信不畅，命令没有下达到基层，致使基层部队失去指挥，成为散兵游勇，这些也都是撤退变成溃败的重要原因。

各路守军中，第66军和第83军遵照撤退命令指定的路线，从正面日军间隙中冲出，基本完整。渡江撤退的部队中，74军军长俞济时控制1艘小火轮，撤出了5000多人；第88师在下关控制了一批木船，撤出2000多人；36师撤出3000人，总共只撤出3.2万人，扣除前几天防御作战中阵亡的人约2万人，其余人不是在突围中阵亡就是被俘后被杀害。这样的损失，实在是太令人痛惜了。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点击查看大图）

唐生智难辞其咎

在整个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有三大责任。

第一是不顾实际情况，坚决主张坚守。从军事上说，当时的南京完全没有死守的必要和条件，蒋介石之所以在很多将领提出只进行象征性防御的意见后还犹豫不决，正如他在12月7日最后离开南京时在日记中所写：“对上对下，对生对死，对艰难缔造之首都实不忍一日舍弃，依依之心不胜言矣！”可以说是唐生智看出了蒋介石的不舍，投其所好，想从中为自己争一点好处。这是战略决策上的错误。

第二，在组织防御时没有将防御线尽量前推，控制住关键的外围，只是注重于接近地和城垣，错失了先机。而且战术上也比较呆板，一味死守，用血肉之躯和日军优势火力对抗。很少有在日军战线侧后实施反击，或者袭击日军后方交通线的行动。防御作战中，中国军队阵亡约2万，负伤也在2万以上，日军阵亡约3000，伤6000，双方伤亡比大约是4：1，也在抗战中的正常水平，应该说就在具体战术上还算勉强及格，但唐生智布置的三道防线纵深太浅，很难发挥有效作用。

第三，在撤退时的组织更是太过糟糕，唐生智考虑自己的名声，足足耽误了一天，失去了在日军最后形成紧密合围前突围的最佳时机。具体撤退时又朝令夕改，加剧了撤退的混乱。在唯一比较安全的渡江撤退方向，也没有安排足够船只，导致大量部队因为无船可渡最后全部落入日军手里。此前高喊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倒是乘船安全渡过长江脱险。

因此，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是难辞其咎的，他自己也因此彻底淡出了军界。而南京陷落后日军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更是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痛。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许多能力平庸的部将只要投其所好、“听话”，往往可获重用，类似的悲剧自然也就时常上演了。

日本战机轰炸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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