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并不是欧洲唯一的心病。2016年欧洲还要面临几个其它考验。英国今年要举办是否脱离欧盟的公投，目前欧洲的大形势对英国留在欧盟的支持者们而言越来越不利。希腊将迎来下一轮融资的期限。在新的经济压力下，欧盟能够再次向希腊或者其它需要救助的国家提供大笔的融资吗？如果不能，希腊很可能成为第一个退出欧元区与欧盟的成员国。如果希腊退出，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成员国跟进。

大规模的难民潮已经使欧洲国家不堪其负，瑞典和丹麦已经重新实行边境控制，对这欧盟一直主张的人员自由流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再在欧洲的哪个大城市出现恐怖主义袭击的事件的话，人员自由流动这一欧盟基本原则将从根本上被撼动，申根签证制度很可能要被废除。一旦欧洲开始出现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必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极大的冲击。

按照以上的逻辑，只要中东地区保持紧张的局面，难民危机就无法避免。只要难民危机继续发展，欧洲出现脱离全球化进程的趋势可能就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问题是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出于失控的边缘。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叙利亚的乱局导致了欧洲的难民危机时，俄国抓住这个机会强力干预叙利亚，从而使中东的局面发生根本性转变。

普京突然出手干涉叙利亚的首要原因是转移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视线。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天天盯着乌克兰危机。你俄国侵略乌克兰，我们要经济制裁你。俄国经济在西方经济制裁的打击下陷入萧条。这次普京在叙利亚这么一打，一下子把国际视线从乌克兰转移到中东，乌克兰危机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顿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转移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视线对普京而言还是较小的一个目标。他更大的目标是通过干预叙利亚，占据在中东问题上的主动谈判地位，迫使欧洲取消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国实行的经济制裁。这三大危机本来各自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国家造成不同的困扰，普京出手干预叙利亚的一个直接的地缘政治后果是把今年困扰欧亚大陆的三大危机，即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和欧洲的难民危机绑定在一起，使它们成为相互关联，共同改变地区秩序的重要的因果机制。

在伊朗革命后的35年里，美国一直支持逊尼派占主导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海湾国家。这次俄国却直接介入中东事务，支持一个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什叶派之弧。这个什叶派联盟是俄国获得通往波斯湾入海口的重要保证，它直接形成对美国支持的逊尼派国家的挑战。沙特阿拉伯也针锋相对，成立了一个35个国家参加的反恐联盟，土耳其出手击落俄国战机，几乎引发俄国与北约的直接对抗。虽然俄国出于更大的战略考虑没有直接反击，它已经在叙利亚布置S－400导弹。这两大阵营在2016年是大打出手，还是各退一步，将对全球化进程的未来走向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美国的情况如何？一方面，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恢复的势头中，是各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刚刚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在2015年12月提供了29万2千个工作机会。同时，由于奥巴马在TPP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签约的成功，加上美国普遍对中国崛起的忧虑，TPP应该不乏要与中国竞争的支持者。最近美国制造业协会发表声明，支持TPP对奥巴马来时算是一个新年的礼物。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对本国地位的相对衰落和对世界秩序的担忧也同样是明确存在的。在普通老百姓的层面，许多人感觉不到经济复苏，他们更加担心的是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会让美国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目前的两党总统候选人中，民主党侯选人全部反对TPP。共和党的多数侯选人至少目前在口头上也反对TPP。共和党的国会领袖明确要求奥巴马在大选后再让国会对TPP进行辩论和投票。你可以说这是政客在迎合选民，但这也反映了美国选民们的担忧。克林顿任国务卿时本来是TPP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而今则明确地表达反对的立场。因此，今年世界经济的走势和欧洲是否出现全球化逆转的局面将对TPP在美国能否通过有很大影响。如果欧洲出了问题，美国政府推动TPP的通过必然要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的阻力。

回到前边提到的我在2008年初做出的后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预测，为什么即使是在那一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各国也没有想走回头路，而今年却有可能？这与人们的思维习惯有直接关系。当人们在过去几十年相对稳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思维定势，即使当全球化在2008年已经面临十分深刻的挑战，他们仍然继续沿着过去的思路去寻找解决方案，认为问题出在全球化还不够彻底，直到在现实面前撞的头破血流才可能开始反向思维。

元旦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就开始大跌，并引领了全球主要股票市场的下跌。这对今年国际经济的走向有很强的符号意义。纵观国内媒体岁末年初的各种评论，中国人的注意力似乎还集中在本国经济下滑和结构调整上。然而，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2016年不仅欧洲，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其它国家都将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选择：一国政府的政策范式是继续推动全球化，释放市场力量，建立更为开放的自由贸易机制，并承担其政治和社会后果？还是转向保护社会，在可能到来的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前夜未雨绸缪？如果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本轮全球化发生逆转，中国将如何设计自己未来的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固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然而，中国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整个这个发展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奉为参照系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可能要发生逆转。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将束手无策，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这的确意味着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还是一带一路战略都必须面对后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全新的外部环境。

（作者高柏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分两部分原载于《华夏时报》1月15日和2月14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