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巴里·戈德华特为代表的新共和党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反对老牌共和党人的精英主义，更反对自由主义民主党的福利国家制度，他们倾向于小政府，也支持有色人种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相对于老牌共和党，戈德华特更加保守，这使得以他为代表的新共和党人在传统的民主党票仓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南方开始转向共和党。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于1964年通过的著名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则彻底改变美国两党版图和选民基础：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在南部站稳了脚跟，立场更接近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则毫无容身之所；民主党则彻底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这也改变了过去一百年间保守与自由主义在两党间共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民主党更趋近自由、共和党开始趋于保守。

博纳也挽救不了被两党玩坏的国会

而随着两党以意识形态开始分化，两党在国会中的斗争也开始日趋明显，执政党越来越难控制国会从而形成对行政和立法权的统一控制。从1900年到林登·约翰逊任期结束的68年间，一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时间达到54年；而从林登·约翰逊任期结束至今的47年时间里，一党能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时间只有短短14年，甚至少于三分之一。这个变化足以体现当前美国两党意识形态分化的趋势多么严重，也足以体现执政党面临的困境。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Sarah Binder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历史变化。Binder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受两党意识形态分化影响，Gridlock在国会重要议题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从1947年接近30%到今天超过70%翻了一番。Binder同样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党政府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是美国两党政治发展的分水岭：林登·约翰逊时期国会仅有约三分之一的重要立法因两党斗争未能实现，而这一数字在奥巴马时期的国会高达四分之三。

另一方面，Binder的研究表明，因为两党对国会的控制频繁易手，两党议员们在具体议题上相互妥协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在野党更倾向于等到本党获得国会控制权时再推动自己的核心议程，而在此之前只需要不断杯葛国会多数党、拖延立法议程，因为这样做毫无风险，也不需要在野党承担任何责任。哪怕是在少数议题上两党可以达成妥协从而形成决议，结果也往往是暂时性的——例如在债务问题上，国会两党一再推出短期解决方案，而不能提供一个长期的解决策略，使得债务问题和类似的重要议题在两党的斗争和拖延中不断恶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纳于2011年成为了民主党执政下共和党众议院的议长。因为严重的党派分裂，博纳自上台伊始到今天，没有一天不是在和两党议员扯嘴皮子。刚一上台，博纳就遇到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因为共和党议员拒绝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美国联邦政府几乎关门。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极端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派别“茶党”拒绝提高债务上限，并以此要挟奥巴马政府削减开支、减少社会福利。博纳作为众议院议长和众议院多数党主要领袖，从中积极斡旋，在到达债务上限前两天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哈里·瑞德（Harry Reid）达成妥协，避免政府停摆。然而债务危机远没有结束，共和党2011年给出的解决方案只是暂时性的。

2013年年初，美国政府再次面临债务危机和联邦预算问题，政府停摆不再只是可能性：在共和党极右势力的不断努力中，美国联邦政府于2013年10月1日正式关门，除必要联邦部门维持最低限度运转外，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多项联邦服务全部停止。而共和党人的要求比2011年更加苛刻，以茶党议员泰德·科鲁兹（Ted Cruz）、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兰德·保罗（Rand Paul）等人为首，多个参议员要求在减少政府预算的同时，停止为奥巴马的医保法案提供资金支持。最终在博纳的斡旋下，国会两党于10月16日达成一致，政府于17日重新开门。

这还不是债务危机的终点：就在今年9月30日，联邦政府将又一次因为预算问题面临关门：这次共和党把目光放在了饱受争议的Planned Parenthood这一美国最著名的提供计划生育的非营利组织上，要求政府停止对Planned Parenthood的支持。Planned Parenthood为上百万女性提供避孕、身体检查、堕胎等服务，与共和党一直坚持的“反堕胎”的社会保守主义观念完全相反。如果两党在9月30日前不能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将再次关门。

而随着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势力愈发壮大，纵然是博纳也难以控制自己的同僚，不同于以往，这次预算危机中，共和党中的保守势力甚至以议长席位相要挟、逼迫博纳就范——他再也承受不了四方周旋、同时面对民主党总统和共和党极右势力的刁难了（更加引人担忧的是，包括科鲁兹、卢比奥在内的多个近年来活跃于政坛的保守主义明星，都正在为2016大选做准备：可以想见，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正因如此，博纳在宣布辞职的演说中一再强调：“My first job as speaker is to protect the institution. It had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this prolonged leadership turmoil would do irreparable harm to the institution（作为议长，我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我们的体制，而显而易见当前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将对我们的体制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博纳选择了辞职：一个已经确定辞职、不再留恋权位的人，将不会再受要挟与强迫的影响。在可以预见的数天之内，两党应该可以迅速达成一致，避免政府停摆——可以说，博纳以自己的辞职换来了美国政府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在答记者问时和前总统老布什在声明中都强调，博纳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无私的人”。奥巴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尽管自己与博纳在政治上有很多分歧，但是双方能够以礼相待，有基本的尊重。这似乎也在暗示，共和党的保守势力在面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时可谓“寡廉鲜耻”。

最后的最后，笔者猜想，博纳的辞职或许与其个人经历也有关系。作为俄亥俄中部蓝领工人的儿子，博纳在家中排行第二，有十一个兄弟姐妹。博纳高中毕业适逢越战中期，因此博纳与众多同龄人一样被征入海军。入伍后不久，博纳因为背伤不能执行任务而退役，并在随后就读大学、成为整个家族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博纳从塑料包装厂的雇员做起，并逐渐成为公司董事长，直到1990年竞选众议员前夕卸任。蓝领工人的家庭背景、越战时期的从军经历、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典型符号、从基层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攀至高位的工作履历——博纳的奋斗史可以称得上是对“美国梦”的最好诠释。

然而在众议院议长的席位上，博纳看到的是毫无效率、无休无止的两党斗争和日益严重的意识形态极端化趋势，这和美国过往所代表的价值观，和博纳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信仰的价值观，是截然相反的。而在辞职前一天，博纳刚刚实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夙愿：教皇方济任内首次访美，并在博纳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同样也是天主教徒的佩洛西的共同邀请下，在国会发表讲话。教皇在国会期间，媒体抓拍到博纳数度哽咽，眼泪抑制不住夺眶而出。博纳也在声明中指出，自己本打算在11月生日时宣布辞职，是和教皇的交流促使他现在公布了这一决定——大概，此时的辞职是对博纳二十多年献身公共事业最好的一个休止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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