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反战示威不断发酵，美联社5月2日报道统计显示，自4月中旬美国警方清理哥伦比亚大学抗议者营地以来，全美数十所高校已有超2000人被逮捕。5月2日上午，美国警方又暴力拆除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的抗议者营地。不少美国人联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与保守势力，则在不断地用所谓“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攻击对以色列政策的抗议。美众议院5月1日通过了所谓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8日，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在国会大厦举行的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活动，又再次明确使用了这一话术。

现居加利福尼亚州的乔纳·拉斯金（Jonah Raskin）是美国犹太裔作家、索诺玛州立大学名誉教授，曾在1968年和1969年两度因参与抗议活动而被捕。观察者网对话拉斯金教授，探讨了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抗议与近日事件的异同，“反犹太主义”指控背后的种种现象，以及美国政治中的“犹太影响”。

观察者网：美国校园针对加沙战争的抗议持续了数月。为什么局势突然升级？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抗议是否有类似的“突变”，它们有什么相似性？

拉斯金：突变是抗议、反叛和革命的固有特征（例如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的革命），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酝酿，但迅猛的发展或临界点的突破，必定由某些事件触发。

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杀，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导致全美国的城市发生骚乱，并引发了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行动。在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在1968年4月之前已经酝酿了数月甚至数年。金被暗杀对黑人和白人学生来说都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他们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

马丁·路德·金遇刺现场今昔对比，图片来源：CNN

在当前的历史时期，2023年10月7日事件后，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进攻、轰炸，以及所导致的平民死亡，推动了最近一波反对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抗议活动，尽管学生们早就对内塔尼亚胡及其政策、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有所不满。

批评以色列政府的声音，长期以来都在指责其实施种族灭绝，而在加沙地区遭受袭击、医院和学校遭到破坏、大量市民丧生后，对种族灭绝的指控似乎获得了新的意义。

加沙地带拉法市近日被炸后的惨状，图片来源：CBS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然而，如今的抗议规模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似乎要小得多。您认为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现今的美国学生是否与当年的前辈具有同样的良知与决心，而大众目前却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有些人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中美军的惨痛伤亡，才是公众愤怒的主要催化剂，而不是更宽泛的国际原则或越南的悲惨状况。这可能是今天许多美国人仍然支持以色列的原因吗？

拉斯金：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越南人称之为“美国战争”）在学生和美国公民的抗议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战争对美国人的意识、良知和行动的影响不可低估。反对战争的示威活动从1964年开始规模较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纽约参加反战抗议的时间。示威活动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从纽约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小城市均有发生。

我认为，最近抗议以军在加沙行动的学生，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他们正在冒着失去自由、未来和教育的风险。部分学生可能会受到严厉惩罚。

相比1965年到1972年的美国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当今的抗议显得相对较小，可能是因为我们仍处于反对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抗议初期阶段。

美国《独立宣言》提到：“经验显示，只要尚能忍受，人类还是倾向于忍受恶行，而不是通过废除他们习惯的形式来纠正。但当一连串的滥用权力和强取豪夺持续不断，企图将他们置于暴政之下时，他们有权利，有义务，将其废除，并为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这一观点在1776年是真实的，如今也是如此。这些美国学生在忍受恶行，直到无法忍受为止。

1964年在伯克利，马里奥·萨维奥，一个抗议运动的发言人说：“有一段时间，机器的运作变得如此令人厌恶，令人痛心，以至于你不能参与其中；甚至无法被动参与，你必须把你的身体放在齿轮和杠杆上，停止机器的运作！”如今的美国学生正把他们的身体放在机器的齿轮和杠杆上，试图停止它的运作。

然而，这很难做到。一旦军队发动起来，要停止它的行动是非常困难的，正如阿富汗战争所证明的那样。虽然从一开始，美国在那里的战争就无法获胜，但耗时很久才撤出。

观察者网：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抗议活动如今的规模？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是否对公众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在美国社会中，伊斯兰恐惧症已变得根深蒂固？

拉斯金：“大屠杀”确实影响了当今的思想和行为。集体记忆可以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些人指出，“大屠杀”不仅代表过去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苦难，还代表了如今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事情。许多观察家认为，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如今犹太人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做，过去的受害者和部分幸存者现在成为了种族灭绝的执行者。

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巴西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指出，那些过去被压迫的人如今成为新的压迫者，有时比他们的压迫者更具压迫性。

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非常根深蒂固，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也存在，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伊斯兰恐惧症的问题，并在抵制它。美国有很多阿拉伯人，想想他们会怎么投票？

对于亚裔也存在类似的歧视模式。在我居住的加利福尼亚，有着长期的针对华裔移民和华裔美国公民的迫害历史，如今这种现象又有了新的表现。在当今时代，对华裔美国公民的袭击仅仅因为他们是华裔，而非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

二战爆发时，日本裔美国人被逮捕并被关押在“营地”里，只因为他们是日本裔。我的侄子们与亚洲女性结婚，他们的一些孩子有日本名字，看起来像亚洲人。我的一个侄子就担心孩子们会因为外表而被辱骂和攻击。他们不得不勇敢起来。

5月1日，亚裔老人在旧金山街头被袭击，图片来源：Fox Local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另一个比较的角度是不同年代犹太人在美国政府和媒体中的政治影响力。一些人认为，犹太人对政策制定和舆论塑造的参与，营造了这样一种环境——即使是合理的批评或对以色列长期有利的建议也被视为“反犹太主义”。

拉斯金：啊，是的，很可惜有些美国公民没有意识到或不认同，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并不等于反犹太主义。一个人完全可以反对以色列政府，但不反对犹太人。一个人可以热爱犹太人，但同时厌恶以色列军队及其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批评内塔尼亚胡是一些犹太人在以色列内外都在做的事情，正直的犹太人应该更加频繁地这样做。

反犹太主义确实存在，但这与反对以色列或以色列政府并不相同。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者中有一些是犹太人，他们想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正义。

观察者网：《华盛顿邮报》曾报道，1971年，尼克松总统对他的幕僚长、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Haldeman）抱怨说，“犹太人在政府里到处都是”，并建议通过在关键职位上安置非犹太人来将犹太人“控制住”。您认为今天犹太人在美国政府和媒体中影响力显著吗？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在这一方面有区别吗？

拉斯金：我认为尼克松及其顾问们的这些言论肯定是“反犹太主义”的。他们对犹太人及其在反对越南战争运动中的作用非常偏执。部分和平主义者和反战人士是犹太人，但不是所有的和平主义者。有些是天主教徒——如贝里根兄弟和玛丽·莫兰，有些是贵格会教徒，有些是其他教派的新教徒，还有一些是佛教徒。尼克松也确实雇用了一些非犹太人，比如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Ehrlichman）。

我相信，“犹太游说团体”在华盛顿肯定影响着政策。竞选办公室的候选人希望得到“犹太选票”，但如今在加沙发生这样的事情后，也许不再有可预测的“犹太选票”。年轻的犹太人很可能不会像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样投票。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认为美国政府政策中的“犹太影响”相对较小。我们从未有过犹太总统，尽管在伯尼·桑德斯参选时曾接近过。至于尼克松要“控制”犹太人的想法意味着什么？抓捕他们？解雇他们？将他们列入“危险”人士名单？

我曾在世界各地——墨西哥、比利时和摩洛哥——遇到反犹太主义，在那些地方我被告知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媒体，并控制了政府。在比利时，我被告知犹太人正试图控制安特卫普；在摩洛哥，我被告知洛克菲勒家族是犹太人；在墨西哥城，我被告知美国的银行家都是犹太人。数百年来，非犹太人将他们一些最不受欢迎的特征——贪婪、嫉妒、恐惧——投射到犹太人身上。

观察者网：但那些人还可能会说，犹太人确实在政府、银行或媒体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不必像伯尼·桑德斯那样成为候选人，而是利用金钱或媒体的影响力来干预政治，甚至归结为犹太人有意躲在主要政治舞台的幕后，以避免针对他们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