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的审理到此告一段落，随着诸多信息的披露，社会舆论对詹周氏的态度也分出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更何况詹周氏这还是“谋杀亲夫”，行为极其恶劣，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对此等毒妇惩罚就该仿照古时的极刑，游街示众再绞死不说，还得浸猪笼，骑木驴。

而另外一派则认为，詹周氏杀夫情有可原，她原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是被丈夫的恶劣行径逼迫才举起了杀人的菜刀。她的悲剧是封建社会造就的，她才是真正的牺牲品，考虑到以上因素，法庭应该对她网开一面，免除死刑。

两派观点的支持者围绕“詹周氏是否该被免除一死”，在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知名作家苏青。她曾是和张爱玲齐名的人物，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结婚十年》一书，在里面道尽了如何对婚姻失望以及选择离婚投身工作的心路历程。因此，苏青对于詹周氏在婚姻中所遭受的痛苦，有着一份天然的感同身受。

在1945年6月出版的《杂志》月刊上，苏青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杀夫者辩》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詹周氏杀夫是遭丈夫长年累月虐待所致，又受封建思想荼毒，没有申诉冤屈的门路。诸多负面情绪沉积难以压制，求生不得求死无门的她出此下策才挥刀杀了人。而根据办案人员的走访调查，痛苦万分的詹周氏的确曾尝试过服药自戕，幸或不幸地被人发现拉去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命。

“生活悲惨，精神郁伤，常受了委屈和难堪，经年累月的苦闷使心理变态，从来没有过离婚的念头，她也试过自杀，但是没有死成，所以她只有杀人了。”——苏青

除此之外，苏青还辩驳说，詹周氏杀人时应的确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她质疑法院所请法医恐怕并无精神疾病诊断的经验，又举例自己所知的某位法医为占强奸案受害人便宜，竟肆意更改鉴定结果，以证明汪伪政府内部主导案件侦办的官员尽是些胡作非为的蛀虫。

与张爱玲齐名的知名女作家苏青，因其与陈公博私交极深，备受争议

以案件公开的资料和犯罪心理学分析，詹周氏杀夫时处于精神失常状态的可能性很大。在刑事案件中，作案人碎尸的目的无非两种，一是掩盖罪证，藏匿痕迹，把尸体切割成小块更容易转移和掩埋，比如杭州许国利杀妻一案中，他就是将尸体分解冲入下水道，再伪造妻子失踪的假象；二是彰显力量，过度杀戮通常标志着情绪宣泄，有些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作案人甚至会收藏受害者的部分尸块和器官，当做某种战利品。

而在詹周氏杀夫一案中，以上两种情况都不符合，首先詹周氏在完成分尸后没有任何躲藏掩饰的行为，这导致她在犯罪现场被抓获；其次，詹周氏将尸体分解后装入木箱，仅仅是因为前一日她恰好典当了箱内剩余的衣服以置办排骨年糕摊，而非像变态连环杀手一样用于收藏，属于临时起意。

综上所述，詹周氏的犯罪更像是重压下精神崩溃后的激情犯罪，这在很多遭受长期家暴最后杀死丈夫的女性身上都有体现。王瞎子的证词里也提到他叩开房门时詹周氏处于完全的失神状态，不躲不闪，只是一个劲儿的自语杀了人。在当时媒体刊登的报道中，也有酱园弄的居民提到被捕当天詹周氏还曾念叨有个声音叫她杀，结合她初上法庭一心求死不做任何挣扎对此事只字不提，只是到后面才愿意说出的情节以及平日里为人和善的事实，詹周氏杀夫一案以死刑论处确实量刑过重。

苏青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轰动，于是她趁热打铁，在7月刊的《杂志》上开辟了“杀夫案笔谈”的专栏，多位作家争相撰稿请求法院再审时能额外开恩，给詹周氏留一线生机。

然而在上海滩横行霸道的大汉奸罗君强正沉醉于弄权之中，他以“清官”自居，要求法院不需理会民间的议论，只管判处死刑。罗君强向来认为自己是周佛海的亲信，希望靠着抱好这根大腿，做个人上人。可汪伪政府就屁大点儿的地盘，官位就那么多，有权的官位就更是稀少，罗君强多年都干的是有名无实的活，比如司法行政部的空头部长，好不容易熬成汪伪上海市府的秘书长又兼“警税团”的副团长，总得找个机会显摆一下到手的权力。

就这样，詹周氏再审被判维持死刑。

正当詹周氏的命运进入倒计时之际，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一切又有了转机。

时间迫近1945年的8月，汪伪政府的崩溃已是板上钉钉，各部门机关都乱成了一团，一位外国教会的嬷嬷此时出面作证詹周氏已怀有身孕，必须等孩子生下来才能执行死刑。此时汪伪政府的司法机关已彻底瘫痪，没人再去认真验证，细究这证词是否可靠，只是草草将詹周氏收监，当做她确实是个孕妇处理。

这一拖就拖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宣布投降，上海光复，蒋介石高兴之余大赦天下，詹周氏从死刑改判无期，继而又从无期改判15年有期徒刑。

又是几年过去，上海喜迎解放。1951年，已经在提篮桥监狱服刑7年的詹周氏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准许她取保候审。可她在上海举目无亲，无处可去，政府便为她安排到了盐城的大丰农场。

1990年7月刊《上海滩》杂志上詹周氏的近照 作者供图

自此，周惠珍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后经人介绍，1959年她在大丰农场结识了炊事员严少华，两人结为夫妻，后半辈子相濡以沫。

严少华本是四川人，孤身流落上海，被有关部门收容送到大丰农场。结婚时，严少华44岁，周惠珍46岁，由于年龄已高，外加战乱岁月中身体受损，已经不适合生育。他们都很喜欢小孩，因此认了很多邻居家的孩子当干儿子、干女儿。严少华去世后，还经常会有干儿子、干女儿上门来看望干妈周惠珍。

1990年，《上海滩》杂志编辑徐平对已经改名为周惠珍的她进行了采访，她说：“领导一直蛮照顾我的，我田里做了没几天，就把我调到托儿所，一直做到1983年退休。”

周惠珍对自己后半生的生活非常满意，她的房间里摆满了靠自己劳动换来各种物品：五斗柜的煤油灯旁，放着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而在放置煤油炉的桌子上，还有一只电饭煲。她骄傲地对来访的编辑说：“除了这房子，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私人买的，蛮好，现在每个月有退休工资100元出头。”

在《上海滩》那篇弥足珍贵的采访里，编辑徐平还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朴素的细节：“周惠珍已经走过了75年，这些年，她最看重的，恐怕是床头柜上，玻璃板下，她和严少华两张一模一样的结婚照，还有一张印有红色大印的大丰县选民证……”

是啊，历史的阴影处，免去詹周氏一死的或许是文人的笔杆、教会的援手、亦或是市民的同情、历史的偶然，但真正予她生路的是新生的人民政府。

不再作为詹云影的妻子而存在，是劳动者周惠珍，也是选民周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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