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同与争议：印度军方1962年战争记忆的接受问题

中印边界战争记忆研究不仅应该厘清由事件、认知、情感等构成事实内容和价值判断，还要进一步探究记忆的讲述和流传，如“谁在记忆”、“记忆什么”、“如何记忆”等。在印度1962年战争记忆中，分析战败原因并吸取教训是各界人士最为重视的内容之一，印度军方常常以吸取战败教训为名表达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印度军方诉求也符合印度政府维护统治地位和提升国家实力的需要，在战后推动了印度的国防建设、安全体制改革以及对外政策调整，在印度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接受。

印度军方强调军事准备不足是战败的主要教训，要求尼赫鲁政府重视提升国防力量。战争期间，印度前线部队武器、装备等各种物资短缺情况已被媒体披露，战败后，退役军官更为详细地回忆了军队军事准备不足及其问题来源，呼吁加强国防建设。印军主张得到政府和议会的一致支持，1961年印度国防开支是32.7亿卢比，1962年《防务法》签署后印度国防费用快速增长，1963年达到81.6亿卢比和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54%，1971年国防费用高达152.5亿卢比，十年间印度国防费用增长了近5倍。

印军还激烈指责政治领导人干预军队人事安排和指挥作战导致了战败，迫使印度政府提高军方在国防决策中的地位。恰范就任国防部长后采用了“晨会”制度，即国防部长、国防部各部部长、三军参谋长、国防秘书、国防部财政顾问等定期集会，主要是对国防重大政策和问题进行协商和决策，同时协调政务官、文官以及军官间关系，让印度政务官和文官不再随意干预作战指挥，并在军事决策时重视职业军官意见。

在印度军政部门的联合推动下，“中国背叛”、“中国侵略”等成为印度的国家记忆，印度对华既敌视也不信任，奉行军事实力主义政策。印军将中国作为重点防范对象，原东部军区被划分为东部和中央两个军区，新的东部军区司令部设在加尔各答，下辖孟加拉、阿萨姆和“东北边境特区”，全印四分之一的兵力被部署在靠近中国的北部和东部边境。

冷战后，印军战争记忆仍然得到接受和传承。在1992年印度国防部出版的战史中，印方继续将战争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国，同时公开指责以尼赫鲁为首的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梅农。如今，印度军方再次成为政党博弈的受益者，国大党的主要对手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国内主流舆论将尼赫鲁、中国而不是印度军队作为1962年战争的主要指责对象。2022年印度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更多的人认为是中国（31%）而不是印度（18%）对战争负有最大责任，高达87.7%的人表示中国不可信任。与此同时，46%的被调查者认为尼赫鲁应对惨败负责。至于印度军方的战败责任，49.1%的人认为印军失败源于准备不足和人数少于中国的，50.9%的人还认为印军做好了准备并与中国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然而，印度军方的1962年战争记忆不仅没有得到中方的认可，在国际社会甚至印度内部都存在接受不足问题。战争结束之初，作战处处长帕利特就抱怨国际社会对印度立场的接受和支持不足，苏联没有明显支持中国或印度，最令人痛心的是亚非国家对印度的困境缺乏同情，除了埃及总统纳赛尔之外绝大部分不结盟国家领导人都明显不认同印度的观点，一些人还敦促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在冷战形势下，西方主流媒体最初“……完全倒向印度，谴责中国的‘侵略’，塑造了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基本认识”，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以阿拉斯泰尔兰姆和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为代表的修正派学者，他们或指出印度挑起战争，或主张中印双方都有责任，这对西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英国作家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在其《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指出，是印度军队奉行印度政府侵略扩张主义政策，在中印边境地区大规模入侵中国挑起非正义战争

在印度国内，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也遭遇了异议和质疑。首先，所谓“中国背叛”、“中国侵略”站不住脚。对于尼赫鲁的被中国从背后捅了一刀的抱怨，考尔说，印度古代就有不能预判敌人行动并抱怨被背后捅了一刀的国王应被罢黜的说法。印度政府一直指责中国侵占其领土，但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在发给陆军的地图上发现塔格拉山脊和克节朗河都标明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在他反映情况后印度政府却继续命令印军将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驱出。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历史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意识到将1962年战争归咎于中国并不正确。立足于丰富的档案材料，印度外交部前历史司主任贝森总结指出，尼赫鲁的中印边界立场不合理，其拒绝谈判的处理方式于国家是不负责任，中国也并非完全背信弃义。

其次，印度军方将战败归咎于印度政府及领导人不太成功。在文官治军体制下，战后初期印度国防部和陆军的在职高官选择服从和配合政府隐瞒罪责，战败调查报告没有直接指责尼赫鲁及其政府，军队高官同意不对外公开调查报告的详细内容，也没有积极揭露和追究政界的战败责任。印裔学者阿南德不认可右翼政党和鹰派一味指责文职政治领导人的做法，他说，“……政治领导层显然未能阻止战争，但最终实际上输掉战争的是各级军事领导层。导致领土迅速丧失的原因是在东部地区的德里、指挥部和野战部队的各级指挥官之间的傲慢、无知、宿命论、失败主义和混乱”。

实际上，印度军队对战败显然难辞其咎的，印度国防部出版的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战败的根本原因是领导能力和士气问题。再次，对于印度士兵特别是拉达克地区印军进行了英勇战斗的说法，也不乏质疑之声。考尔极力否认印军在拉达克地区的战斗优于“东北边境特区”，楚舒勒从未遭到攻击却虚构了顽强抵抗印象；中国在拉达克也完全挫败印度陆军并攻占了许多哨所；拉达克的战斗规模更小而不是战斗更为激烈；印军在拉达克的作战条件优于“东北边境特区”。阿南德还考证指出，印度北部边境地区很多士兵个人英勇事迹都是人为制造的，这是印度精英们的宣传，目的是制造大众民族主义和阻止对导致战败的官方政策进行审查。

印军被俘军官（左起）：拉顿·辛格中校、阿鲁瓦利亚中校、达尔维准将、瑞克中校、泰瓦利中校在拉萨参观布达拉宫时的合影

印度军方的1962年战争记忆接受程度不足，反映出其战争记忆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历史叙事上主观选择性太强而客观真实性不足，如很少涉及英国和印度对中国边境地区的侵略和掠夺，忽视和歪曲中国的边界立场和争取和平谈判的努力，夸大乃至捏造印度的“胜利”故事和“英雄”事迹。二是价值取向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印度军人的个人战争回忆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在有的地方还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之处，但这些个人记忆也有相同之处，如都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解，同时也竭力维护军队整体利益，不满由陆军担负全部的战败责任，为此有意隐瞒或回避自己以及印度陆军的战争责任，并企图通过吸取战争教训来提升印度军队地位、加强国防建设以及重塑军队形象。三是心态结构上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沉沉湎于失败主义或复仇主义等负面情绪，存在明显的受害者心理，将印度军队描绘为战争受害者，对外指责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是“精心准备”和“蓄谋已久”的，对内揭露以尼赫鲁为首的政治领导人既不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还忽视中国威胁。

结语

印度军方战争记忆的重构是群体利益驱使下政治操纵的结果，致力于推卸印军的战争责任，既不尊重历史事实，还心态失衡，沉溺于失败主义或复仇主义等反华负面情绪。长期以来，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在印度国内外均存在接受程度不足问题，一是印度军方在印度内外都未能垄断战争记忆，即便在印度国内也无法长期保持话语影响力；二是历史事实而不是政治权力才是集体记忆的真正来源，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历史研究的客观化，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日益遭受质疑。

实际上，印度军方1962年战争记忆不仅政治化，还成为文化创伤。印度军方战争记忆的政治化重构既不能改变失败结局，也无法根除失败记忆，至今1962年事件仍被视为印度军事史上不光彩的一页。1962年边界战争的挫败、苦难、恐慌、屈辱等体验和感受，给印度军方及印度社会留下恐慌记忆，造成了心理创伤。在印度军政当局的联合作用下，中国“加害”记忆在印度社会广为流传和接受，成为印度的国家记忆并持续存在。又因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中印边界争端多次上升，印度的战争创伤记忆不时被唤醒，战争创伤至今未能愈合。

印度军方及印度社会将1962年战争建构为“国耻”记忆，既阻碍中印和解，也不利于印度自身发展。治疗1962年战争创伤，印度军方乃至印度社会需要在求真务实、面向未来的基础上再次重构战争记忆。

（观察者网摘自《边界与海洋研究》第九卷第一期2024年1月刊，有删节，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