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区分两个含义上的儒教：“儒教文明”与儒教团体组织

任重：儒教的确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性宗教与文化，这一点没有异议。但现状却是，儒教不但不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性宗教与文化，而且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你们在《意见书》中也提到了，要求政府重视儒教，是不是考虑要建立儒教社团？

蒋庆：对于儒教重建这个问题，我已经讲得很多了，但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再强调。

现在讲到儒教，要区分两个含义上的儒教：一个是中国长期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儒教，这个儒教始于五帝三王，一直延续到西历1911年。这个儒教是个文明，即“中华文明”或者说“儒教文明”。

儒教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西历1911年以来，作为文明的儒教在西方武力与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下逐渐式微而崩溃，为了挽救作为文明的儒教，即为了“保教”而实现“文化救亡”，康有为、陈焕章等先贤提出了仿照西方宗教组织的形式建立儒教，即建立“孔教会”，这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宗教社团法人性质的儒教。

在中国1911年之前的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群体既是儒教信仰的传承者又是政治权力的握有者，整个国家以儒教价值立国，所以整个中国的国家机构或者说政府机构就是一个庞大的儒教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与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性价值就是儒教价值，整个国家的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实现儒教价值，最典型的制度安排如太学、太傅、礼部、经筵、科举等。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不仅教育机构在实现儒教价值，整个行政机构都是在实现儒教价值，中国的国家或者说政府俨然就是一个为实现儒教价值而成立的庞大儒教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在国家或政府之外再去建立一个为实现儒教价值而存在的组织化的儒教。另外，传统中国社会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为传播或实现儒教信仰与价值的社会团体并不需要采取法律社团的形式，即不需要采取宗教法人的合法形式。如孔子的传道讲学团体与阳明的传道讲学团体就不需要获得政府批准注册才能合法存在。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不同有三个方面：首先，近代以来儒教被逐出政治领域，致使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儒教的中国，现在中国已不再以儒教价值立国，因而现在中国的国家与政府已不再是实现儒教价值的庞大儒教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要重建作为“中华文明”的“儒教文明”，除走“上行路线”使儒教价值重新成为立国之本上升为国家的“王官学”之外——这需要在历史中长期的等待与期盼，唯一可行的就是走“儒教重建”的“下行路线”，即在国家机构与政府组织之外的广阔社会领域建立现代宗教社团法人意义上的儒教团体组织，以这种现代的民间儒教团体组织方式来完成作为文明的儒教的重建与复兴。

其次，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所有的团体都必须以法律的方式存在，即都必须取得法律的身份才能合法地去实现组织的诉求，世俗的公益组织如此，宗教的信仰组织也如此。如果儒教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制度性的法律存在方式，即没有实现儒教价值的组织化宗教法人形式，儒教的价值诉求就缺乏力量，儒教的义理传播就得不到有效弘扬，作为文明的儒教的重建就会受到阻碍。

最后，近代以来的宗教竞争与古代社会的宗教竞争不同，近代以来的宗教竞争是组织化的宗教竞争，所有的宗教都以宗教社团法人的方式组织化地存在并组织化地展开传教活动，而古代社会的宗教竞争并不采取这种宗教社团法人的组织化竞争方式，如两千年来佛教进入中国的存在方式与传教方式都是非组织化的个人行为，但近代以来西方宗教进入中国的存在方式与传教方式则是高度组织化的团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缺乏组织化的儒教以因应时代的变化，作为文明的儒教就没有“活体”、没有代表、没有力量、没有办法与其他宗教竞争，因而“儒教文明”的重建就要受到极大的阻碍。因为其他宗教都是以社团法人的方式制度性地存在，因而具有强大的组织化力量确保自己信仰的价值能够在不同宗教的竞争中得以有效实现。

在今次曲阜耶教堂事件中，儒家价值的信奉者与儒教的信仰者在表达意见时感到无力与无奈，就是因为儒家价值的信奉者与儒教的信仰者在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要力没力，不能以组织化的方式强有力地有效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诚然，儒家从来都讲君子“群而不党”，儒家也知道信仰组织化后如果处理不好会带来与世俗组织同样的腐败，即追求权力、财富、荣誉甚至利益所带来的腐败。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因应时代的变化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以此组织化的方式来实现儒教的义理价值。我们非常清楚，现在在中国建立儒教社团法人就是“群而结党”，违背了孔子的古训，但这是被近代以来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逼出来的！

如果我们生活在孔孟的时代或朱子阳明的时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建立这种宗教社团性质的儒教组织。孔子讲“时中”，讲“经权”，现在在中国建立儒教社团法人即是“时中”与“行权”。正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是“行权”，我们就必须对儒教组织化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腐蚀人性的各种腐败保持高度的警惕，力图将组织化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与各种可能的腐败降低到最小范围。也就是说，儒教的组织，应该由君子组成，如果缺乏君子在内在生命上的修身实践工夫，不能以圣贤教诲克制自己的私欲，组织化后的儒教肯定会腐败。如果由一个腐败的组织去实现儒教的价值理想，不仅是荒唐的，而且对儒教的伤害要比来自外部的伤害大得多！

所以，我们不要轻言立即建设组织化的儒教，只有我们真正从心灵深处认识到了儒教组织化后的负面影响与制度化后的腐败可能，并且能够通过纯粹信仰的共识与聚合先形成一个《论语》与《儒行篇》所记载的精神性的儒士群体，有足够的修身工夫能够尽可能地克服组织化的负面影响与制度化的腐败可能时，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儒教建设才能提上日程。

人类的任何政治都不能与宗教分离，“政教合一”是“儒教文明”的最大特色

任重：说到重建儒教，很多人担心的不是您所说的“下行路线”，而是“上行路线”，批评您这是要走“政教合一”的路子，比如李泽厚先生。对此，您有何评论？

蒋庆：无庸讳言，重建儒教的“上行路线”就是要走“政教合一”的路子。“政教合一”不仅是从古到今儒教文明的最大特色，也是从古到今儒教义理的根本主张。用儒家的“王道”术语来说，所谓“政教合一”，就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负有实现天道超越神圣价值、地道历史文化价值与人道人心民意价值的责任与功能。也就是说，特定国家的政治权力有实现特定国家历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价值的义务与职能。在中国，这种特定国家历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价值就是儒教价值，而这种特定的儒教价值就是“王道价值”。所以，无论古今，中国的国家政治权力都有责任去实现中国历史地形成的儒教价值，即“王道价值”，并且还必须以宪政的方式将儒教价值用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固定下来，使儒教价值的实现得到国家制度化的有力保障。

其实，西方那些标榜“政教分离”的国家在实质上也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只是他们虚伪地不承认而已。比如美国，所谓“政教分离”只是美国的国家政治权力与某一具体的宗教教派相分离，因为美国的特殊历史原因基督教派别特别多，而不是美国的国家政治权力与美国历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相分离，即不是与美国特定的基督新教相分离。众所周知，在美国，历史地形成的特定宗教是基督新教，基督新教的政治价值观被美国宪法固定下来，形成了美国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所以，美国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国教”，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实际存在着实质性的“国教”，或者说隐秘的“国教”，这一美国的“国教”就是基督新教。也就是说，表面上美国是“政教分离”的，但实际上美国的整个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都是与特定的宗教即基督新教紧密相连的。

然而，吊诡的是，美国政治不承认法律上的“国教”，而现实的状况则是基督新教的政治价值观通过自然神论的哲学方式被美国宪法作为美国宪制的基本原则固定下来，因而实际上美国的法律——宪法——已经用非常抽象的原则与方式规定了美国的基督新教实质上就是美国的“国教”。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常说美国的自由主义非常虚伪，一直在掩盖这一最简单不过的实质上“政教合一”的事实。

由此可见，人类的任何政治都不能与宗教分离，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如此，中国的儒教文明也如此。如果中国的批评者们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批评重建儒教是“政教合一”，那么，他们应该首先批评的是自由主义理念盛行的美国政治是“政教合一”，而不是力图掩盖美国耶教政治的“政教合一”而反过来批评中国儒教政治的“政教合一”。

唐文明：查尔斯•泰勒明确说，美国的宪法就是一个隐秘的“教会”。

蒋庆：说得对！美国宪法实质上就是一部宗教法典，规定了基督新教的价值观。至于英国就更不用说了，国王就是圣公会的领袖。还有希腊宪法明文规定东正教是“国教”，北欧一些国家则以路德宗为“国教”。这些都是“政教合一”的简单事实，不知为何批评儒教重建是“政教合一”的人对此视而不见，这些国家都是自由的西方国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