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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社强:中国当代学术成就本应比民国强千百倍
关键字: 民国学术西南联大澎湃新闻:这些年中国的大学高歌猛进。尤其是在国家富裕起来之后,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以期打造尽可能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相比之下,西南联大身处的环境极为恶劣,物资匮乏,战火纷飞。但师资群星璀璨,学生后来也是大师辈出。西南联大的复现可能吗?联大留给今人最珍贵的遗产或启示是什么?
易社强:我们要知道,联大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先前中国高等教育至少四十年发展的产物。联大的老师在过去几十年间陆续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学成归国。随后,由于战争的紧张局势,三所中国最好的大学合并起来,这些自20世纪早期开始培养、累积的人才精英也汇集于一处。联大的学术自由也受到云南军阀龙云的保护,他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充当了联大的保护人。
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是无法复制的,因此,联大也不可能复现。不过,这并不妨碍历史上的联大成为当下教育改革的典范和灵感之源。
联大的知识分子,为何有种?
澎湃新闻:人们如今对西南联大最津津乐道的,还有那些性情古怪、桀骜不驯的教授们与政府官员冲突与斗争的故事。如您曾言,重庆与昆明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最后十有八九都是知识分子胜利。您认为这在知识分子史上是特例还是主流?您对此现象如何解读?
易社强:中国历史上是否还有其他时期知识分子的勇气与理想战胜了政府官员对他们的管控,这个问题要交给我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同行们。但是,显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联大的知识分子反抗国民党政府将大学作为政治宣传和思想灌输的工具,他们有着几点优势:
1、他们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2、他们不畏惧迫害。(闻一多的牺牲就是这种勇气最好的证明。)用俗话来讲就是,他们有种。
3、 他们有龙云这个可靠的“后台”。
4、 政府的高压力量较弱,鞭长莫及,管控不到他们。
5、执政党内部也有一些学者和联大关系密切,比如蒋梦麟、张伯苓。
6、 他们不可能被收买。像这样的学者本来就是无法被收买的。
澎湃新闻: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曾提过,费正清先生称清华北大的知识分子为“sino-liberals”,可译为“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派”。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中国特色体现在何处?
易社强:我认为,“Sino-Liberals”最好被译为“有自由主义特色的中国人”或“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中国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些人都是中国公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毕生的追求就是国家的进步和国民生活的改善。虽然他们接受了某些西方自由主义的元素和价值,或是相信这些价值可以用在中国身上,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丢失一点点中国人的气质。
我知道,我的话或许有些人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普世价值”,并且,就其定义而言,与中国价值相反,因此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并不相干。然而,尽管自由主义源于“权利”这一西方概念,然而联大环境中的学术自由和某些中国观念也是完全匹配的,比如“君子不器”这一格言,这一原则的根基就在于知识分子道德上的正直与清廉的理念。我想,联大的知识分子也不会觉得这两个概念是矛盾的。相反,他们也许会认为这两个概念相互增进了彼此的内涵。闻一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从芝加哥和科罗拉多学成归国后,却对美国直言批评不断。可是,他从来没有否定过学术自由的价值。在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中,他是在继承自然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在继承屈原身为士大夫义不容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传统——还是二者兼有?
“与其说是冷战利用了费正清,不如说是费正清更好地利用了冷战”
澎湃新闻: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中国学界以此为主题召开了各种学术研讨会。您的研究也和这一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您看来,今日中国纪念新文化运动,最需要纪念的是什么?
易社强:值得纪念的是赛先生和德先生——(大写的)科学和民主,二者都是普遍的。
澎湃新闻:美国的中国学诞生与冷战背景密切相关。您的老师费正清先生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可谓居功至伟,您自己从事这一专业研究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您认为海外中国学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易社强:请允许我详细说一说美国的中国学与冷战之间的关系。首先,冷战给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潜在的原则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虽然我们的说法可能有些不同)。美国急需发展一批新的中国专家,因为老一代的中国专家——例如谢伟思(John 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s)、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以及从某种程度来说费正清本人——遭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排斥。(同样,当时的中国也没有遵循自己“知己知彼”的原则,而是弱化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排斥美国专家。)
冷战对中国学的推动确有成效,因为我就是受益者之一。1954年,我即将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想要继续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也在寻找必要的奖学金的机会。我听说如果将中国学作为研究方向,就有可能获得免费的研究生教育,于是,我立刻找到我的亚洲史教授,咨询应该申请哪所学校。他回答道,“哈佛大学。”“为什么是哈佛?”我问道。“因为”,他回答,“费正清在那里。”我问,“费正清是谁?”幸运的是,不久我就知道了答案。
我承认,冷战时期的政府和基金的经费前所未有地拓展了中国学研究。但是,我也必须指出,这些资助并没有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给我的银行账户打奖学金之前,从来没有问过我的政治观点。费正清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的看法相去甚远,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美国最成功的中国学推动者。与其说是冷战利用了费正清,不如说是费正清更好地利用了冷战。
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学者,现在可以自由地互访对方的国家,使用对方的学术资源,在专业上或私下都能深交。因此,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不再只是为美国读者而写作,我们的学术成果会得到中国同行的批评指正,同样,我们也能阅读、评判他们的学术作品。现在,如果我被邀请到上海开会,或是我们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看到一个中国人在做研究,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了。
尽管如此,在这场持续的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讨论中,被邀请来提出我的看法,我还是感到非常荣幸。
澎湃新闻:您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也接触到了成长、活跃、成名于民国时期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从胡适到殷海光、金岳霖,以及费正清先生。您的经历就是一段活历史,您会写回忆录吗?您近期的学术关心是什么?
易社强:我很乐意写一本自己的回忆录,可我已经八十岁了,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得以完成。我得先完成一个持续了多年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是关于“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的是一群率先从北京前往西双版纳的青年,“五十五知青”。
等我完成这项研究之后,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让我有幸研究三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一代,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的学生民族主义者;第二代,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还有现在,第三代,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知青。虽然这三项研究大相径庭,但使我得以探寻中国近代最关键时期的知识分子们的命运,我感到无限欣慰。
(感谢译者刘静。易社强夫人李晓亮对此文亦有贡献。)
- 责任编辑: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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