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政治训导为实质的儿童节，虽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有其意义，但仍不免遭到质疑。1935年的《民众先锋》上一篇《谁的儿童节》反问到：“每年的儿童节，各要人家的公子小姐都穿着新装，他们的小照片都会登载各报上，但那些农村经济破产下的儿童，做小生意的儿童，他们有些成日只能穿着破衣裳挨家挨户的唱，有些在乡下啃草皮，好多十三岁的儿童为得一角钱要挖一整天的阴沟。同样是儿童，同样是未来的主人翁，这样矛盾的社会，儿童节真不知道是哪些儿童的。”

民国时期吃着东西的少年矿工。CFP 资料

当时城市里能过儿童节的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至少也是有学可上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是无学可上，甚至沦为童工。

这种反思也出现在陶行知的《民主的儿童节》中：“幸运的儿童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过儿童节，不幸的儿童就连四月四日也与他们无关，他们在儿童节仍旧是搽皮鞋、拾狗屎。”

1938年，在延安的毛泽东与小八路交谈。

当国民党在轰轰烈烈进行儿童节活动时，共产党对于儿童的教育也十分重视。1938年6月26日，毛泽东为《边区儿童》的题词中教导说：“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42年“四•四”儿童节时，又为《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1940年，河北唐县稻园纪念“四•四”儿童节大会上，儿童团进行歌咏比赛。手持木枪、肩背被包的儿童团员们列队高歌。 赵烈 图

1940年，“四•四”儿童节上，儿童代表发言。赵烈 图

1940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出了关于《纪念“四•四”节与 开展儿童工作决议》，提出要“帮助已有的儿童团体，普遍建立抗日儿童团。”此后，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儿童团组织。主要任务为：宣传大家打日本、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

1940年，手拿木枪的边区儿童。沙飞 图

1944年，敌后根据地的儿童怒劈日军遗留的堡垒残木。沙飞 图

1950年，"六一"儿童节上，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团成员。此时的儿童节已经改为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