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究竟何时产生谋反之心呢？以笔者推测，当是是在姜维的鼓动下决定铤而走险，放手一搏，然而钟会率领军队皆是北人，其家属都在中原，将士思归心切，平蜀之功尚未酬赏，哪里会有心思和钟会谋反？正如司马昭所说“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蜀汉刚刚亡国，蜀汉士人朝不保夕、前途未卜，如惊弓之鸟，何足与之谋大事？

蜀地大乱后，为安抚人心，司马昭随后下令减免蜀汉赋役。为了防止益州再次割据，从益州分出梁州，将后主及蜀汉官员迁往洛阳，加以控制，并提拔了一些益州士人出任要职。

令人惋惜的是邓艾父子，邓艾营中将士已经把邓艾迎回来了，然而卫瓘自以为曾经和钟会陷构邓艾，怕邓艾告状，于是派遣护军田续（田绪此人和邓艾有仇，邓艾最初进入江油时，田绪不进，邓艾想杀了田绪，最终没有杀他）杀了邓艾。邓艾的悲剧还不至于此，邓艾在洛阳的儿子也全部被司马昭诛杀，邓艾妻子和孙子被流放到西域。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钟会谋反证据确凿，死有余辜。钟会的儿子只有钟毅被杀，钟峻、钟辿不但不受牵连，反而官爵如故。或许有人说可能是因为钟会的哥哥钟毓“曾密启司马文王，言会挟术难保，不可专任，故宥峻等云”，这简直是小说家言了。

众所周知，钟会是名公之子、出身显贵，其家族是汉魏显赫的颍川钟氏家族，钟会父亲钟繇是曹魏帝国的开国重臣，官至太傅，辅佐曹叡；钟毓和司马昭是少年玩伴，两家有通家之好，钟、荀、陈三大家族相关联姻，编织了一个强大的士族关系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司马昭在魏晋禅代前夕，已经是尽可能减少株连士族弟子，以维持政治稳定。

而邓艾寒门出身，无家族势力可以凭借，完全是靠才能和司马懿的提携才官至高位，邓艾有口吃，更是和善于清谈的魏晋士族弟子格格不入，虽是司马懿的亲信，却非司马昭的亲信，难以融入魏晋士族人际关系网络中。

晋武帝登基后，为安抚人心，对于前朝所诛灭的有罪之家多所宽宥和平反，但始终没有给邓艾平反，上疏为邓艾平反的也是西晋政治网络中的边缘人物。泰始九年，晋武帝下诏：“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虽说任用邓艾孙以示宽宏，然而还是在承认邓艾有罪的前提下，不过是因为邓艾“不逃刑”罢了。毕竟若是公开为邓艾平反，就要追究卫瓘等人的责任，而卫瓘出身河东卫氏，汉晋一流士族高门，本人是武帝亲信，武帝甚至一度曾经想让太子纳卫瓘女儿为太子妃，为邓艾平反势必引起朝中士族人心惶惶，或许在武帝看来是件不划算的事情。

监军卫瓘因为钟、邓二人身死，成为伐蜀的最大利益获得者。钟会、邓艾二将争功并非偶然，十五年后，晋伐吴，同样的事再次发生在王浚、王浑身上，这其实暴露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西晋全盘接受曹魏的政治关系网络，西晋朝廷高官多是曹魏功臣子弟，底层寒门士人被极度排斥，上层权力核心及其封闭。正如刘颂所说“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

蜀地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所谓“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每当天下大乱之际，总会产生过许多的割据政权。

两汉之际，公孙述建立成家权（25年—36年）

东汉末年，益州先是为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刘备后建立蜀汉政权（221年—263年）；

西晋末，李雄建立成汉权（304年—347年）

东晋末年，焦纵割据四川（405年—413年）；

五代时，王建建立前蜀政权（907年—925年），后又为孟知祥建立后蜀政权（934年—965年）；

元末，明玉珍建立夏政权（1362年—1371年）

正如饶胜文先生所说：“据蜀者若安于割据，不思进取，则瞿塘虽险，毕竟岑彭、刘光义、汤和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险，毕竟钟会、邓艾、邢峦、尉迟迥、郭崇韬、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险要，至于李势、焦纵据蜀焦纵据蜀，东不过垫江，故桓温、刘敬宣、朱龄石攻蜀时，入川之路畅行无阻。”

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只有政治上积极进取、以德服人、爱民如子，方能保障军事上的兴盛强大。纵观蜀汉历史，诚哉斯言。后主信用奸佞、朝纲败坏、民有菜色，虽有姜维矢志不渝，终究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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