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第九战区战役指导的“逐次抵抗”，应该是让日寇每前进一步都吃尽苦头，就拿第九战区第一次长沙战役设想图大家就可以看到第一线阵地与第二线防守阵地有多远。战斗过程中国民党中下级官兵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防守比家山、草鞋岭的52军第195师第1131团第3营被日军奈良支队（一个旅团的兵力）围攻，195师师长覃异之对营长史思华说：“如无法支持，不得已可向东靠。”

史思华掷地有声的说：“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全营官兵以身殉国；防守新塘河某阵地的胡春华营除了七八个重伤员被抬下阵地外，全营官兵皆壮烈牺牲（限于篇幅战斗过程就不详细叙述了，很多书籍都有描写）。

徐永昌在其1939年9月27日日记中转述熊斌在9月24日国民党军事会议上话：“敌人开始攻新墙河就广播扫荡十五集团军后就撤回去，未必有意深入（指占领长沙）。”⁷这也为战争史中一奇迹，战斗过程中进攻方告诉防守的一方自己战役目的。日军越过汨罗江后经过守军的伏击、阻击，进展不如刚开始顺利，冈村宁次担心继续战斗下去对自己不利，也接到派遣军的命令撤退，于1939年9月29日下达撤退命令。

冈村宁次说：“军的主力已经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在会战结束后冈村宁次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说：“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

此次会战对于进攻方日军来说：战前一系列的假动作迷惑了防守一方，但是在主攻方向上没有集中使用兵力，用于湘北的部队只有不到两个师团，没能达到大量歼灭国军的战役企图，冈村宁次见到有被中国军队包围的迹象及时撤退，还是很有军事才华的。蒋纬国先生说：“此次作战，进与退的主动权，均操之在日军，且其作战目标，不是夺取长沙，而是要歼灭国军第九战区主力。日军认为此一目标虽未达成，但予以国军以重大打击，亦不无收获。”⁸

对于防守一方国军说：日军的佯攻吸引了国军注意力，防守高安一方的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被进攻高安一方的日军迷惑，第九战区长官部几次要调动74军到湘北主战场，其拦住不放，最后放74军去湘北主战场日军早已返转，追之不及，74军这样一个兵员、武器在国军都是一流的队伍没用到刀刃上；正面防守面积过宽，极易被敌人洞穿；战术呆板，单纯的阵地战，在敌我双方武器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利用侧击、尾击等战术（迂回包抄国军还真干不了）。

另外不敢大胆的使用兵力，洞庭湖附近的七个师、长沙以南的八个师兵力未及使用日军已经撤退至原驻地。还有很多国军用兵缺点错误就不多述了。广大湖南的人民群众积极帮助国军挖战壕、破路。外国记者巡视战场写道：“记者从长沙出发有时需乘车、有时需骑马，因为长沙以北及东北100英里以内的公路乃至一切小路都被彻底破坏。”这也一定程度增加了日军机械化行军的困难。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贺执圭（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曾随薛岳前往湘北巡视一周。据其所知，单就上衫市、福临铺、麻林桥、青山市等地，被日寇烧光的市镇、村庄就有270多个；被惨杀的民众达八千多人，被强奸的妇女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八岁的女孩和八十三岁的老妪。又据湘阴、平江、岳阳、华容（岳阳限于新墙河以南，华容未经战事，但由日寇洞庭支队抢走的粮食不少）等县报告，在此次日寇进犯期间，抢走了约五十万担粮食，撤退时将运不走的粮食和未收割的晚稻都放火烧掉。⁹

就是这样的一个败仗被薛岳吹成“大捷”，薛岳在会战结束后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全体将士忠勇用命，国民努力助战，激战20余夜，先后毙伤敌三万余人，俘获无算。”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以亲历人的身份这样写到：“由于宣传长沙大捷，搞得苏美英法各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长沙，找到赵子立……外国记者要看俘虏。报告人对他们说：‘没有。’他们说：‘你们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怎么没有俘虏？’有的说：‘既然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没有多的俘虏，怎么连少的也没有？’赵子立无言以对，又说了个，‘没有’，于是惹得他们哄堂大笑，把报告人搞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¹⁰

日军战史称：“敌遗弃尸体约四万四千具，俘虏约四千名，缴获主要武器火炮二十六门、机关枪约二百七十挺。我方伤亡为，战死约八百五十名，负伤约二千七百名。”¹¹土肥原贤二说；“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大战果而增加的水分。”国军夸大战果那是非常普遍的行为，日军70%和国军比是小巫见大巫，弄得蒋纬国先生都不敢采信，其书中根本没有第一二次长沙会战敌我伤亡数字。

薛岳说：“第一次长沙会战国军伤亡约在59000人以上，第10军、第37军、第26军，三个军被击破，有两个师伤亡达50%以上。第58师，第60师，伤亡在40%以上。第102师，第52师伤亡在30%左右。”¹²

第９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贺执圭总结：“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而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我军只不过是“送客出门”。但在战役过程中以及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官方如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分别在报刊大肆宣扬在新墙河南岸、汨罗江畔、福临铺附近、长沙外围等处如何血战，如何歼敌，如何侧击、追击、堵击，等等；说什么‘薛长官神机妙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说是‘长沙大捷’。”

而且战后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集合秘书室和副官处人员，胡编了一个《新战长沙》的剧目，强迫长沙、湘潭各剧院演了一年。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旗，旗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薛”字，两厢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以岳飞自居；吴逸志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穿“八卦衣”以“诸葛亮”自居；打了败仗不去总结经验教训还自吹自擂，注定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的惨败。

《抗日战争地图集》

第二次长沙会战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北进苏联跃跃欲试，但是担心一旦北进苏联西伯利亚的寒冷将对日军造成严重的困难，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解决“中国事变”才能北进。日军限于其自身的严重困难做南进准备，兵力必须从中国占领区调动，仅武汉所在的第11军就要调出三个师团，即第4师团、第6师团和第3师团的一部分。抽调如此多部队日军担心中国第9战区反攻，于是于1941年8月26日下达“夏秋季节可在华中方面暂时超越规定的作战地区进行作战”的命令。¹³

日本政府对此积极支持，“夏秋作战，必须举国全力以赴。”给第1军运来了3300吨弹药，而在此之前第11军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个月的9个月中没有得到日本国内的任何补给。

1941年4月阿南惟几任第11军司令，德国闪电战的成功也刺激了日军，决定仿效德军闪电战，阿南惟几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几次修改作战方案。在9月上旬确定此次长沙作战要点：“一、作战目的：摧毁中国军队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二、作战方针：军决定9月18日开始攻势，击败新墙河、汨水之间的中国军队；接着准备自长乐街附近进入汨水下游一线发动进攻，攻击该河左岸之中国第４军及第99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