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夫权将女性作为生育工具、商品看待。

如冀中军区所属的涿县乡俗“男子家贫，价卖妻子以自治，女家概不干涉。”丈夫死后不允许寡妇改嫁，这点很多人都知道，但很多人就不知道“抢寡”——夫家认为寡妇奇货可居，娘家人也争抢寡妇卖之，因此引发亲家双方械斗，历年皆有。结婚时，新娘子到夫家，必须从马肚子下钻过去，意为“给夫家做牛做马”，生下女婴即浸死的屡见不鲜。华北还有农村俗语云，“女人不是人，母鸡不是禽。”

女性不仅受到封建夫权的压迫，还受到封建宗教势力的摧残。晋察冀根据地的五台县所在地，就有新婚夫妻妻子的“初夜权”归属于当地喇嘛的风俗。

桂系军阀黄劭竑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内蒙古牧民的“初夜权”归当地喇嘛，甚至有的妇女认为和喇嘛睡觉是一种荣誉。其结果就是性病丛生，女性生育率下降！（据《黄卲竑回忆录》）在新疆，“回俗女子至十岁左右，即送请阿浑诵经，为之破瓜，彼俗称为开窟窿，否则无人承配。幼女举行此典，恒数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溃烂至成废疾者。”后被新疆军阀杨增新废除。其实这些根源都是阶级压迫。

1943年浦安修谈根据地妇女工作说到：“娶妾及不合理的婚姻，如转婚、初夜权、租妻等基本上已没有。”³也就是说初夜权这种落后愚昧的形式在华北广泛存在，而地主是获得农民妻子初夜权的人。地主阶级自身本性决定了其阻碍资本主义发展。

旧中国所谓的“乡贤”大多数是当地的大地主，“乡贤”背后则是封建宗族势力。封建宗族包办族里大小事务。即使对于敢反抗包办婚姻的“乡贤”亲生女儿，为了维护封建宗族势力也必须以“浸猪笼”处理。

林语堂先生说中国有三大陋习：“女人‘裹小脚’；抽鸦片；打麻将”。诚然，裹脚使女人成为取悦男人的工具，满足一些文人变态的爱好，实质还是封建夫权的压迫。

1942年，蒋经国西北行路过甘肃写道：“在这里，田野里做工的都是女人，同时都是小脚的女人。

听说每天早晨，男人把女人背到田里来以后，男人就回去玩。到吃饭的时候，再来背她们回去。”与之相反，在华北农村女人不参加农业生产，甚至以参加农业生产为耻。在地里劳动的妇女，如果看到有人路过，就赶快趴下，避免被人看到。女性一般就是在家“围着锅台转”，结果就是由于没有经济能力，加剧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与妇女解放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国民党杂牌军在撤退之际，将农民赖以生存的耕牛、财产洗劫一空。更令人发指的是，李公朴先生写道：“某师在山西由沙河、大营、台怀退到五台城。在沿途凡是碰到的妇女，从十三岁到四十六七，没有不被侮辱的。”“业已被正法的擅自新的部下，在河北晋县强奸了两个村庄的所有女人。”⁴一时之间，华北大地打着抗日旗号的司令多如牛毛。

这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武装“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处处设卡、到处收捐，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土八路”一到河北，马上就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在河北阜平成立。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土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1月16日，边区工人救国委员会、农民爱国会、妇女爱国会筹备会等在阜平成立。面对华北农村对妇女的歧视，边区委员会成立后没有马上出台婚姻法。摆在“土八路”面前的第一要务是把不知道民族、国家为何物的农民组织起来抗日。如果马上出台婚姻法，会与当地民俗相悖，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土共对妇女工作非常重视，1939年6月毛泽东给《中国妇女》创刊号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这是毛泽东对妇女解放的希望，希望广大劳动妇女通过自己的双手，自己解放自己，开创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939年7月20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讲话说：“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把妇女解放与抗战的前途结合起来，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测。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地区的女学生到华北根据地参加抗日。洋学生脱掉学生装，换上土军装，从实践中改变以往下命令、打锣召集群众的方式，走入华北农村的院落、田间，和农村妇女一起推碾子、帮他们抱孩子，与她们交朋友，鼓励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土八路办的教育。

1938年开始，边区开展冬学为主的社会教育，充分利用农业生产的特点，这也是边区初期社会教育的模式，希望转变传统观念，让农村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学习文化。

“土八路”初期把村子里年纪老威望高的老年、壮年妇女组织起来做妇女工作，老年、壮年妇女带头参加“冬学”，带动年轻妇女参加边区的社会教育活动。冀中一位婆婆以前虐待儿媳，当选村妇女主任后，不仅停止虐待儿媳，还鼓励儿媳参加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