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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没有张、杨二将,西安事变也会发生
——抗战胜利70周年西安事变纪念(三)
关键字: 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共产党两广事变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此推出系列文章,回忆这段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历史事件。】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站在大历史角度看是必然,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变自身左倾关门主义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因,张学良、杨虎城是外因。对于张学良而言,自身的民族感情是内因,中共是外因。
蒋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战,张学良、杨虎城与其合影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偶然与必然
1930年军阀混战,张学良出兵帮助蒋取胜,稳固了蒋在中国的统治。在国民党中任海陆空副总司令,南下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受到蒋介石的举城欢迎,“狮子山炮台鸣炮十九响”,文武百官“一律身穿制服”,从天津到浦口的车站遍贴标语,盛赞其“拥护中央,大有功于党国”。这种盛况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没有的。9·18后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山海关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代蒋受过,下野出洋。从意大利回国后,他虽和蒋一起剿共,但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抗日,“经常和同屋的蒋鼎文谈到天亮,谈自己的罪恶,谈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对日立即作战,谈着谈着就失声痛哭。”日本对张学良有杀父之仇,东北军的根基在东北,从东北撤出后军饷、开支一切都要仰仗蒋介石,寄人篱下的滋味不是那么好过的。
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
事与愿违,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数千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国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和红军作战战死的东北军遗属流落在甘肃平凉一带,甚至有靠讨饭为生的。他向蒋介石要战死东北军官兵的抚恤金十万,蒋介石不给,对他的打击更大,感慨:“现在我的声望连十万元都不值了!”内心酸楚失望可知。193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大受奚落,与1930年相比不免要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不久其派人到两广询问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态度,李、白说:“与蒋合作的人没有不吃亏上当的……你越听他的话他越瞧不起你,我们希望张先生能有所作为,不要再上老蒋的当了。”
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团长高福源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被刘志丹部俘虏后待遇很好,中央红军来了待遇更好,感动之余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上层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张学良派人护送担负国共联络任务的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后,常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于是乎,与中共的联系更紧密了。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9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当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内教堂里举行谈判。张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并就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商定了办法。
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面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具有决定性意义,也间接的促使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张本质还是一个军阀,军队是其命根子,毛泽东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
《西北文化日报》刊登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蒋介石联共抗日的规劝
张学良和中共的秘密接触,汤恩伯通过特务向蒋介石报告。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宣布抗日反蒋,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为了应对桂系,对红军和张学良的接触就缓后处理。9月中旬“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临西安带领二十余名高级将领,调动三十个师决定对陕北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并且逼迫张学良围剿红军。
张学良在中共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已经改变了态度,而且他不仅探求桂系白、李的态度,还广泛联络各地军阀寻求他们对抗日及对蒋的态度。如1936年10月20日,阎锡山密会张学良,同意陪张学良谏蒋抗日;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请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倘蒋不干,“绝不顾一切牺牲”愿联合共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撤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县,让给共军。”张学良不仅探求各地军阀的态度,还寻求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对于剿共的态度,不少国民党将领称“剿共就是判了无期徒刑”,更坚定了张联共抗日的决心。
1936年9月21日蒋介石接到陈诚由武昌来电称:“张学良托冯庸转告,决意率部抗日,宁抗日图存,谓与其剿共而损失,不如为抗日而覆灭等语。”此时日寇侵略日甚,绥远形势日趋紧张。1936年11月,日伪军三路大举进攻绥东,绥远抗战爆发。一位东北军遗属将自己的十几万捐给傅作义后自杀,张学良部下集体劝说张学良:“即使中央不同意出兵绥远,我们自己也要出兵。”这些对张学良都有极大的触动。1936年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红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胡宗南一个旅又两个团,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进攻陕甘边区,也给张学良吃了一颗定心丸。谁都不愿意交一个窝囊废当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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