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办的杭州G20峰会刚刚闭幕，老挝首都万象立刻就迎来了另一次重量级国际会议——东亚系列峰会（包括东盟峰会、东盟10+1会议、东盟10+3会议、东亚峰会）。东亚许多国家的政治体制独具特色，往往受到外界的误读。外部势力在对东亚事务指指点点时，也经常从“民主”“合法性”等角度旁敲侧击。

本文展现了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近年相关工作的成果，系朱教授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IPP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

合法性在政治学中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很多学者都承认要在当代社会里面支持一个政治体制，使它能够存活，能够稳定地运作，合法性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反过来讲，缺乏合法性的政治体系是很难实施有效的统治的，政治秩序也很难长期稳定，只要碰到比较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困难就有翻覆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普遍在社会中建构的政治权威都是在所谓主权在民的原则之下，所以它就需要获得广大人民普遍的接纳甚至拥护，否则它的合法性一定会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所以基本上讲，合法性对于有效的治理是一个不可欠缺的条件，如果一个公共权威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的自觉自愿服从，它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

朱云汉教授在2016年IPP国际会议上做主题演讲

政治学对于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有两个大的范畴，一个是规范性的范畴，一个是经验性范畴。规范性的分析是处于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层面，它探讨合法性的哲学或道德基础，通常会争论哪一种政治体制应该享有更高的或者最起码的合法性。而经验性分析的角度就相当不同，它是去探讨和收集资料，关于真实世界中不同形态的政体实际上享有多大合法性，也就是一般民众的认知上或者态度上对它的支持的程度。

另外，经验性分析也会设法找出什么样的因素影响公民认为政体合法性的高低。这是我们这个研究计划主要探讨的课题，我们并不是探讨规范性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做经验性的分析，这两个之间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经常我们在做经验性分析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假设，需要一些理论的引导，规范性的分析往往可以提供我们很多重要的线索，作为进行经验性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我过去16年来所主持的、现在还在持续进行的、亚洲的大规模的对民众政治态度和价值观的跨国比较研究，这是我们网站的地址（http://www.asianbarometer.org/），上面有很多相关的资讯，而且过去所收集的资料，基本上在一年半后都会公布，所有的数据各界人士都可以使用，而且是免费的。我们这个数据在亚洲覆盖了14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涵盖了绝大多数东亚国家。同时，我们也覆盖了中国大陆地区。我们这个资料在全世界使用的人非常多，现在有将近3000多位学生和研究生都使用过这个资料，而且实际上的数据可能超过了这个统计。

基本上我们说在西方的政治学的脉络里面，还有所谓的非西方世界，其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大概都会触及到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说以西方的传统来看，从西方罗马时期，柏拉图到但丁都有相关的理论，近代西方是代议民主理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有限政府、政治平等，以及代议制度；还有马克思主义——国家为阶级斗争场域、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传统中国儒家学说有民本思想——天命与民意合一，天听自我民听、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具体的实践上它也提供非常清晰的指引，就是要德治和实行仁政。在伊斯兰文明里面也有关于政体合法性的一些论述。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详细介绍。

近代以来，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归纳出合法统治形式的三种基础，即：基于传统、基于魅力领袖(charisma)的丰功伟业、基于合法理性 (legal-rational)。但相对来讲它涵盖的范围太大，也可以说比较空泛，没有办法细分当前社会里面各种不同的政体、不同的运作形态。

自从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当代政体合法性经验性研究的焦点是围绕着“历史终结论”引发的争论。西方式“自由民主”是否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型态，以及所有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终点？自由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是否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政体？当然这些我们可以做理论的探讨，但是经验层面的分析也很重要，我们今天就要跟各位介绍这样一种分析途径。

在亚洲的范围来看，如果借用Larry Diamon的分类，它把亚洲政体分为4个大类，这四个大类是从两个面相上来做区分。一个是自由权保障的高低，当然这个划分比较粗糙。另外一个是政治竞争开放性的高低，一般所谓开放性和竞争性，大概就是指普选和多党竞争。如果自由权保障高、竞争开放、多党普选都具备的就叫做自由民主体制，包括日本、台湾地区和蒙古。菲律宾属于政治竞争虽然开放，但是自由权保障不足的。中国大陆和越南通常会被归为一党威权体制，因为属于自由权保障相对低，政治竞争开放度也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