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竞争模型的可持续问题二：负面效应的显现

首先必须明确一个概念，竞争到底好不好？

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来自于竞争。其实，竞争格局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竞争带来的正面效应，优胜劣汰和激励创新，才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其负面效应也有，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比如“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它就像一个有效的放大器，将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迅速复制放大。

竞争的好坏，在于对其正面和负面效应的评价：正面效应更多、创造了红利的方为良性竞争，否则为恶性竞争。

2009，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那是激烈竞争的缩影 来源：南方都市报

竞争正面效应的消退

企业间竞争比拼的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政府间竞争比拼的是政策和制度的创新。地方政府竞争的正面效应，主要体现在激励制度创新，并且极大地加快了制度改革在国内地方政府间传递的速度。

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学习先进国家制度，再结合实际需求，探索出了土地招拍挂、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产业培养、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创新，这些往往在几年内就被内陆的政府学习了去。要知道，中国和欧洲几乎一般大小，等于法国英国探索的新制度，几年内乌克兰罗马尼亚就用上了，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然而，到了现在，作为曾经制度落后的国家，能现学现用的制度和政策很多都学完了，剩下的是沿海地区从各方面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制度，内陆政府还真难说用就用。

地方政府竞争的另一正面效应，在于两三千个地方政府“企业”放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积极的招商引资，在繁荣时期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在萧条时期，资本非常谨慎，加上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已渐渐变化，不再是低成本的盆地。招商引资虽然看似谁都能做，但是地方政府们慢慢发现，相对于靠人力，终究还是靠制度等软实力。

这时候，出击的仅有些强壮的狼（有竞争力的城市）能有肉吃，而越来越多的狼（普通城市）空手而归，投入如此巨大的行政资源可能得不偿失。而且，现在越来越多招商引资带来的GDP，不过是从河北撕到北京，或者从北京撕到天津，其实只是更改利税登记点，而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企业成长。

要是没有创造红利，竞争不过是游戏

竞争负面效应的显现

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新的政策制度可学习，而自己又没有主动创新的能力或权限。再加上两三千个地方政府只是仿拟的竞争，却不可能真的“你死我活”地撤换做的不好的市县政府，大多时候只是官员不好升迁罢了。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惰政”，路径依赖地沿用之前抄来的发展方式，甚至无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有效的调整。地方政府竞争的负面效应越发明显。

腐败问题，背后是竞争格局下市县政府高度经济自主权的代价。近一两年，众多“能人”、“拆迁市长”查出腐败问题的不少。县委书记县长毕竟不是董事长或总经理，他们竞争的是GDP、形象工程和政绩，更直接点说是官位，而不是企业的利润（边缘谋生，微博网友）。在赋予他们灵活机变的自主权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力监督不足的阴影。

雾霾问题，背后是竞争带来的“公地悲剧”。北京与河北，江苏与安徽，相互指摘争执再久也不会有结果。因为同级别的个体无权阻止对方，而每个个体都倾向于过度使用。这甚至无关道德批判，而是固有的制度缺陷，与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公共环境容易衰败是一个道理。

产业乏力问题，背后是竞争带来的“市场失灵”。盲目的学习和跟风、缺乏区域间分工协调带来了产业的同质。而且由于招商引资是政府行为，使供给过剩得不到及时的市场反馈而越发严重。过于重视能立竿见影的外资引进，轻视内资培养，使得外资企业行政成本低廉，而走不通关系的本地中小企业行政成本高昂。

土地超发问题，背后是竞争带来的“市场失灵”。在我上一篇文章如何看待 2016 年初上海房价一天飞涨 70 万元？ - 周看看的回答中已有介绍。过去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国土部门，基本上是不怎么配合的。每一个城市都在或明或暗的多释放一些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最后可能就汇成了难以估量的系统性风险。

民生和公共服务问题，背后是竞争带来的顾此失彼。洽谈项目、开展销会、跑部钱进……外国官员往往会惊异于中国地方官员的忙碌，以及如企业家一般的大量工作内容。然而，人或者机构的工作量总是有限的，难免在一些民生和公共服务问题上就放的少了。在貌似忙碌的“一事一议”、“事必躬亲”背后，更是制度建设的缺失。

种种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是“地方政府竞争”模型直接导致的，但是过度竞争一定起到了加剧的作用。

这个时候，代表狼群整体利益的“狼王”必须开始发声。不然群狼们在开始变得贫瘠的草原上找不到肉吃，只会徒劳的浪费能量，甚至在同类身上撕下肉来。

在今年的“两会”和“十三五”中，中央政府也正是如此，发出了指示转型的声音。

四、新的调控目的和手段：区域协调、人地挂钩、差别化考核

铺垫了那么多，终于说到今年所透出的一些信息了。“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因为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同时放出的信息过于庞杂，让我们仅摘取其中的几点要点，或许反而能够看出某个具体方向的明确指引。

区域协调

建立健全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第三十三章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资源开发补偿等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第三十七章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人地挂钩”

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补贴数额与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第三十二章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差别化考核

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健全差别化的财政、产业、投资、人口流动、土地、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政策，实行分类考核的绩效评价办法。（第四十二章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

区域协调，将使地方政府在竞争关系以外出现更多的合作、协调关系。对于雾霾治理、产业协调、资源和生态跨区补偿的任务来说已经迫在眉睫。眼下虽然还不明确是中央政府直接协调，还是成立跨区域协调的专门机构，但是，应该要有比平级政府协调更有力的方式出现。

“人地挂钩”是要根据全国人口流动来决定各地区的土地供给。人口流出的缩减土地供给，人口流入的增加土地供给。这是极为重要和根本的事情，做好了将彻底改变从前的土地财政模式，逐渐消除地方政府的卖地依赖。那些没有活力、人口净流出的三四线城市却获得大量土地资源指标，上海深圳这样的经济龙头却指标紧缺、供给不足，推动房价暴涨——这样的倒挂现象将不再出现。一线城市的住房问题得到缓解，鬼城与空旷工业园区也将更少出现。如此规模的国土整体协调其他国家都未必有经验（想想美俄松散的联邦制，以及它们也没有纵向的土地供给管理），还涉及到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国土部等多部门的合作，是对我们国家宏观调控和治理能力的很大挑战，一旦做成了，我们的治理能力会上一个大台阶。

差别化的政府绩效考核办法，则是对过度同质竞争格局的釜底抽薪般的一招。各个城市的经济体量、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区域定位和职能越发不同，赋予当地政府的任务自然应当不同，有怎么能适用同样的GDP挂帅的考核标准呢？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概念自2011年提出之后，在应用方面一直不甚明确，因为不像有卫星辅助的、定量的、用来管土地供给的国土规划，以及技术性更强的、用来管市场管项目的城镇规划。现在却总算明确了主体功能区的任务：就是（中央）政府用来管（地方）政府的。以主体功能区为依据划定差别化政策的适用地区，也划定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适用地区，可谓正得其所。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2

区域协调、人地挂钩、差别化考核，这三点只是瓦解地方政府过度竞争，走向宏观调控的几个主要方面，“十三五”中还有许多相关的内容，例如“解决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财税改革，等等。种种迹象，字里行间都指向了：

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刻，我们需要，也正在走向一个更加重视宏观调控和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