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过剩产能”要有正确认识。有观点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发挥不够、国家干预过多的结果，甚至认为，国企是产能过剩的根源。事实上，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钢铁、建材、汽车的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的速度与市场景气的收缩过快有关，也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合理有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钢铁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车保有量并不高，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只有相对收入水平的产能过剩，不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从根本上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不是政府干预过多而是市场失序的结果。因此，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要突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迷信，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既不能回归计划经济老路，也不能完全放给市场，而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作新路。

3.不应把“亏损企业”当作“僵尸企业”简单化处理。“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这类企业挤占了社会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整体提升，因此，要斩钉截铁地处置，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通过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优化资源配置。但是，一定要防止把一些“亏损企业”简单地当作“僵尸企业”来对待。决定企业前途的不是债务，而是产品的竞争力，是人才和技术。对于实体经济中的亏损企业，必须搞清究竟是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断裂？事实上，一部分“亏损企业”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企业转型成功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如果不加认真分析，简单化处理，就会出现去工业化的后果，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此外，不能把“僵尸企业”等同于国企，达到“去国有化”实现私有化的目的。国有企业规模大、员工多，而且往往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史上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较大，应妥善处理，不能以处理“僵尸”为名卖国企，否则国企成“被僵尸”的借口，从而为私有化大开方便之门。应该说，大多数国有企业是有效率的，也是有竞争力的，只是经济下行外部环境造成一时困难，而并不是真正技术落后和产品没有市场。随着技术成熟、产品完善和市场启动，一些亏损的国企仍有重新焕发活力的可能。用“甩包袱”办法去处理暂时亏损的国有企业显然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

4.调整经济结构不能只靠市场。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推进完全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调结构，是存量改革，强调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位一体。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注重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完全的市场化不但不能彻底解决结构问题，反而会使结构问题更突出。政府要通过投资引领和国企导向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并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为此，在结构调整中，一是国家可以通过设立战略基金，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强人才储备；二是国家可以通过实施基础理论创新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联动效应，实现弥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创新短板。

5.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分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其中一部分就是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有关。加强供给侧管理，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落实发展共享，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处理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过剩产能转化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正常需要的民生资产。市场经济本身必然产生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收入再分配仅靠税收与福利支出是难以持续的，而通过国家行为打造某种民生资产，可以使该类资产产生的收入定向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从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同时，也可以用国债方式收购剩余产品来实现再一次全民福利，或实行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分配方式，提升国民整体生活水平。

四、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理论反思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更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中国经验，进而一直沿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问题。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存在着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从而导致不少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和“崇拜”，妨碍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特别地，一些中国的经济学者仿佛已经对西方的经济理论形成“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往往简单化地归结为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成果；而当每一次经济出现问题时，要么责怪没有很好遵从西方的理论或者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30多年的诸多改革，不少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者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科学词语，不断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再经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语汇和中国概念，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点火器，从而启动了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可以说，正是中国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教条，而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是与“西方”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而且，西方学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任何西方学者不可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也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一味地用西方的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的概念去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的理论去套用中国实践，结果难以解决中国问题。这种理论的“奴化”和不正常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缺乏，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力。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和主体意识，更需要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战，中国的崛起和对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学说越来越难以对中国问题提供准确解释。中国的发展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座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和责任秉承对西方概念的解构和改造而不是坚守和盲从，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