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波：答案非常简单，中国的军事开支尽管总额已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这个开支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付得起。中国致力于在本世纪中叶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世界一流军队，我不会怯于把这一目标告诉在座各位。虽然中国军事力量发展迅速，但我们并没有用我们的力量攻击过任何国家。未来是否能一直保持和平局面的确是一个问题，鉴于美国已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我们未来面对的情况将与过去不同。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保持和平，没人可以否认中国的崛起至今是和平的这一事实。

丹·史密斯：托马斯，你可以否定刚刚周波的观点，如果你真想这样做的话。

托马斯·卡拉克：不，没有这个必要。

丹·史密斯：美国和中国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他们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然而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这种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你作为美国的意见领袖之一怎么看这个现象？另外你怎么看中国的军事崛起？

托马斯·卡拉克：中国正在一些关键领域加强自己的军队建设。至于中国应该做什么，我希望看到透明度的提高，我不是要求他们限制自己的军力发展、降低军费或者撤销某些军事部署，解放军手里到底有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做到透明就是很好的第一步。然而当你从整体看中国的崛起、从常规军力的角度看中国军队，这又让我想起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向外推进的举动。他们没有作出类似侵略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那样的事情，可是他们在本地区做了什么？他们的行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产生了什么影响？

画外音：南中国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等自然资源。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宣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拥有主权，而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中国正在对这片海域实施控制，中国正在填掉浅海以建造机场跑道等设施。2013年，菲律宾在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对中国的南海主权提出了挑战。该法庭做出了不承认中国主权的裁决。北京称这一裁决是无效的，而且为了表达对该裁决的拒绝态度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了海上阅兵活动。

托马斯·卡拉克：如果你希望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尊重航行自由规则，那么首先我们要在何为基本规则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强国，这个国家是认识到并遵守那些基本规则，还是会建立一种不同的势力范围呢？

周波：首先，在南中国海并不存在此类风险。因为中国并非第一个对南海岛礁进行改造的国家，而且没有任何一项国际法禁止此类海上作业。托马斯提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这是一种很熟悉的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谈论的是否是同一件事情呢？当你提到规则的时候，我们应该谈谈到底有哪些规则。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例，也许航行自由是其最基本的原则，我自己曾率领中国代表团赴五角大楼就航行自由的内涵与美方同事进行了两天会谈。中美双方都同意遵守航行自由原则，不过双方在“航行自由”的内涵上出现了分歧。问题不是出在美国或中国，问题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是经过9年讨论才推出的，里面有很多漏洞。

秋山信将：首先，中国的确在南海有权利进行填海作业。不过与此同时，根据国际法，中国没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填海造陆来宣誓主权。航行自由是基于现有的国际法以及现有的领土宣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在本地区的邻国都对所谓的“核阴影”有所担忧。如果一个核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我行我素，那么邻国肯定非常忧虑。刚才您还提到中国是和平的，从未干涉其他国家。然而我认为，如果你去问问越南等国家，你会听到很不同的答案。所以小屋子里的大象应该举止小心，不管你们初衷如何，周围的邻国也许感受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考虑，作为一个建设、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大国，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周波：也许我应该对此问题作出更直接的回应。中国履行的大国责任在于，尽管我们认为这些岛屿属于中国，但我们从未强行夺回。当人们谈论大人和小孩时，人们往往对孩子充满同情，因为他们很小，而你很大，你应该让着孩子。这是人类的本能。然而当你看那些小国的作为时，你会看到他们先于中国采取行动，中国从未采取武力。他们利用所谓的“恐惧”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他们警告中国，目的却是自己的利益。不过中国并未用武力攻击他们。

画外音：前总统奥巴马曾表示，“美国寻求在无核世界中实现和平与安全”。奥巴马发出的这个信息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然而无核化进程举步维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三次会面，朝鲜半岛无核化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特朗普总统说，“伊朗核协议的核心是存在缺陷的”。自去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如今已岌岌可危。伊朗说自己将不再严格遵守这份协议，这给全球无核化进程蒙上了阴影。

丹·史密斯：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真地是在重新洗牌或者说从头开始吗？当下的全球政治关系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范式变化吗？接下来怎么走比较好？

周波：我认为无核化的未来在于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核武器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这似乎是一种传统看法，不过要让美俄两国接受这一点仍然十分不易，因为他们太针锋相对了。那么该如何着手呢？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中方的主张。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方承诺的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个容易、可行的方案。“中国对多边核裁军进程不感兴趣”是个错误的认知，因为是中国在印巴核试验后先向美国提出的不互瞄准，之后核五国都同意了。那么我们为何不共同作出“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象征性姿态？难道你们还想使用核武器吗？如果依托马斯所说，美国不希望与俄罗斯之间爆发战争，为何不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表态呢？

谢尔盖·巴特桑诺夫：俄罗斯刚成立时，在92还是93年，我们与中国签订条约支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当时叶利钦开始执政。然后我们就把这件事忘了。现在，随着俄罗斯常规军事实力进步，我们会重新开始往这个方向考虑。

丹·史密斯：这样看来你们在降低核武器的重要性方面是有共识的。

谢尔盖·巴特桑诺夫：客观上，我认同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在降低核武器重要性的过程中，有别的因素会出现，比如网络武器、超音速武器等可能破坏稳定的因素。这些都非常危险。当我们花时间考虑该如何重新设计一些新的、不同的削减核武器方面的架构时，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让上述那些危险因素出现，不只是那些军事方面的危险因素，还包括政治方面的，我们应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秋山信将：听了这些讨论后，我想到了一句古老的关于军控的名言，“信任是必须的，但核实也是必要的”，我想这句话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二位都讨论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我个人对此十分赞成。但同时，如果这个政策要具备可行性和可信度，国家之间的基本互信也是必须的。因此我还是要强调对话的重要性。

丹·史密斯：托马斯，你认为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要重新洗牌吗？

托马斯·卡拉克：当大家讨论新的情况以及是否推翻旧的军控框架时，我还是感到震动的。坦率说，情况的确变了，如今已经不再是80年代。未来的军控协议是什么样子，我们并不清楚，我想我们可能会在不明朗的状态中摸索一段时间。

丹·史密斯：你说“我们可能会在不明朗的状态中摸索一段时间”，你这样说具体指什么呢？你觉得军备失控一段时间也许是必要的（当然大家都不希望这样），是这个意思吗？

托马斯·卡拉克：我不会说让军备失控这样的话，不过军控并非仅限于盖着印章的军控协议。在建立互信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再提一下，比如军事透明度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大家的意愿和能力是怎样的？坦率地说，各国的核战略思想以及其他战略思想发展至今是经过漫长过程的。

丹·史密斯：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在明确目标之前需要一段长时间的思考？

托马斯·卡拉克：我认为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思考，并允许现有技术继续发展一段时间，看看局面如何，现在正在重新形成新的局面。美国国防部的说法是“历史的回归”，即大国竞争的回归。大国竞争将以什么形式展开？这其中有多少是商业层面的？有多少是军事层面的？有多少涉及核武器？我想现在谈这些还为时尚早。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再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或者不就所有核武器签订全面条约。当我们谈论宏观形势的时候，必须十分当心。

丹·史密斯：谢尔盖，你觉得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要重新洗牌吗？

谢尔盖·巴特桑诺夫：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说，世界上有一种重新洗牌的需求。不过这并非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以我的国家为例。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出现了下降，核武器作为保证国家安全与生存的终极武器，其吸引力大大增加了。这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时间上略有延迟，俄罗斯政策和战略制定者的头脑中逐渐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在俄罗斯社会以及俄罗斯军方精英层，有一种观点很有市场，那就是如何提高核武器的重要性。不过我还看不到能代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其他选项。所以说，我们应该致力于挽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完善第六条关于核裁军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