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为阻挠政改，反对派都做了什么》，我们提到，反对派为何颠倒黑白，把一个“真普选”方案贬为“假普选”？这就需要深入分析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政改支持者游行

“亲英港人”“治港”

1984年7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草签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前2个月，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宣布在香港引入西方选举制度，在1997年7月1日前，逐渐将一个权力完全集中于港督的制度，向权力源于香港本地居民的制度过渡，同时，培养忠于西方、尤其效忠伦敦的政治领袖，旨在以“还政于民”对付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中国政府在已然定形的中英联合声明文本中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英帝国无法以“主权换治权”来继续管治1997年7月1日之后的香港，于是，改为在“九七”前改革香港政制，“迂回”地争取延续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影响力。其用心是，借助“路径依赖”，让“九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民主化按其“九七”前设定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亲英港人”“治港”的目标。

由此，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形成，我在2000年出版的《香港跨入新纪元的脚步》一书中称之为“香港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分歧”。

两大阵营形成

在1989年春内地发生政治风波后，1990年英国在香港推行“英国国籍甄选计划”（俗称“居英权计划”），提供香港50000个家庭以“英国公民”名额，他们可以随时赴英国定居而无需“坐移民监”。通过这一计划，伦敦对今天香港政府和社会各界拥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1991年，港英当局首次将立法机关总共60个议席中的18席以分区直选方式选举产生，由于历史因素，当时成立不久的反共政治团体取得胜利。经此一役，香港形成两大对立政治阵营，一方是打着“民主”旗号旨在“拒中抗共”不愿回归的亲西方政治势力，一方是坚持香港殖民政制民主化与回归祖国相协调的爱国爱港阵营。

1992年，华盛顿制定《美国-香港政策法》，标志着美国公然介入香港政治基本矛盾；而且，凭籍超级大国实力，后来居上，成为“拒中抗共”势力又一个后台老板。

1992年上任的末代港督彭定康，不顾中英两国政府已就“九七”前后香港政制过渡所达成的共识，悍然单方面推行改革，不仅破坏《基本法》关于“九七”前后香港立法机关“直通车”设计，而且，激化香港政治基本矛盾。

1997年7月至2002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个5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空前严重经济衰退，第一届政府不触及政治问题，使经济和民生问题盖过政治矛盾。然而，2002年下半年，特区第二届政府贯彻《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为维护国家安全展开本地立法工作，政治矛盾立即浮现。

2003年七一游行，“拒中抗共”势力第一次喊出“反对廿三（按：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还政于民”的口号，亮出底牌——他们所追求的民主制度是为实现当年唐宁街10号的理想，同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相冲突。

2005年下半年，接任第二任行政长官的曾荫权提出关于2007年第三任行政长官和2008年第四届立法会产生办法，事先私下征询反对派得到正面反应，然而，方案公布后遭反对派捆绑否决。除了反映若干西方国家在香港有利益不一致之处，主要因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难以妥协。反对派及其后台老板所追求的是“尽快全面”控制香港特别行政区。他们当时顾虑的是，如果接受2007年和2008年两个产生办法“循序渐进”，那么，就很难如其所愿尽早实现普选。

2010年上半年反对派阵营在对待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上暂时分为“温和”与“激进”两翼。公民党和社民连组成的“激进反对派”实施“五区总辞，变相公投”，折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恶化。民主党为首的“温和反对派”同中央驻港机构商谈，愿意接受中央关于2012年立法会的区议会界别新增议席与原议席产生办法相区别以符合《基本法》的主张，使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取得成功。

然而，“拒中抗共”势力分化是暂时的。民主党在2011年11月区议会和2012年9月立法会竞选中遭其一部分支持者抛弃而损失选票和议席，使其领导层改变曾经的妥协态度。同时，经济民生结构性问题愈益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明显阶级对立，加之第三届政府施政懈怠，经济民粹主义盛行向政治民粹主义蔓延。

中国与西方国家博弈的局部缩影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和实施以来，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迅速拓展。两地民众交往不可避免出现局部性暂时性问题。更重要的是，“拒中抗共”势力及其后台老板眼看香港经济愈益依赖国家，妨碍他们在香港复制西方政制。于是，从2011年1月开始，抓住两地交往中局部性暂时性问题，不断炮制反对内地居民和中央政府的社会风潮。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或者说主要方面是两大对立政治阵营之间斗争，核心问题是争夺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而行政长官职位是关键。从2013年开始，反对派以实施“占领中环”非法行动与抛出“公民提名”等公然违反《基本法》的主张相配合，向中央和特区政府展开空前激烈进攻。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次要表现或者说次要方面是，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由于历史因素依然相信西方政治制度和观念，崇奉在伦敦长逾一个半世纪管治下形成的本地传统“核心价值”。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提上议程时，香港青年普遍为就业、职位升迁和置业等问题所深深困扰，反对派趁机推动香港传统“核心价值”向“本土主义”转变，再推动“本土主义”恶化为“分离主义”，为“港独”提供思想基础。

香港没有也不可能有本地独立的政治运动。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从1984年形成起就是中国与若干西方国家博弈的局部（就地区而言）和缩影（就全球而言）。

自2008年以来，人类进入过去500年未曾见过的历史巨变，全球重心由过去500年一直在西方开始“东移”——移向亚洲。2014年和2015年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格局变化尤甚。面对世界大势急剧演变，若干西方国家政府应对失据，对全球和地区重大事务如此，对香港亦是。从2013年初以来，他们支持香港反对派全力争取“公民提名”，支持非法“占中”行动，不惜破坏他们建立或参与建立的香港法治秩序。他们低估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意志和力量，在香港普选问题上要价过高。进入2015年，眼看不可能实现过高要求，他们劝说其代理人妥协。后者虽然不能不考虑老板的全球或地区战略利益，却更必须顾及自己在香港处境。他们收回对特区政府普选行政长官方案是“假普选”的指责，在政治道德上将是输家。他们改为支持特别政府方案通过，将在今年11月区议会和明年9月立法会竞选中失去相当一部分支持者。他们在6月17日立法会的决定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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