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并传播中国政治自信

在谈到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问题时，一位香港代表问道：“外国有多少人支持我们的道路和模式？怎么样去讲中国故事才能让他们认可我们的道路和模式？”

张院长以自己这几年的感受说，西方人接受中国观点的越来越多了。对中国模式的接受有一个过程，对于西方世界，会有一个极限，不可能全部接受。更多时候不用过多地解释，大可让实践来说话。而非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经验很感兴趣，非洲有“向东看”的口号。张院长说到最近参加福建省泉州举办的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时，现场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模式表现出了兴趣。“我们要相信，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制度是具有优越性的。你不听，是你的事情。”

其后，有香港代表对内地的政治参与发问。范勇鹏研究员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肯定了西方1960、70年代的政治参与的确所上升，但所谓多元政体本质上就是让金钱讲话的政体，不可能真正实现政治参与，到了1980年代后，参与程度明显下降。反观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后，一直通过包括直接民主、群众路线、政治协商等在内的各种政治参与方式。

他对比中国干部和美国议员的工作模式，说起自己对美国的观察：美国议员每天做两件事，一是打电话筹款，第二是做算术——一个提案要成立法律，只要设法获得51%的议席即可。而中国官员要走基层、做调研、要招商引资、要应对重大事件，同时承担着来自上下两个方面的责任。在美国，投完票大选结束，接下来的政府治理和你没有关系。而中国政府治理和社会之间处于持续的互动过程之中。范勇鹏研究员因此将中国称为“无限责任公司”，事无巨细都要负责，美国则是“有限责任公司”，很多问题它自认为没有义务去解决。

香港的中国话语建设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话题从自由、民主等大议题转向了香港代表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多位香港青年都感到香港媒体话语的困境。有人提到，每当有涉及分裂的事件发生，反对派咄咄逼人，爱国派在话语上总是处在防守状态，不能很有底气地反击。香港也有一批爱国新媒体，但是在报道数量上被反对派媒体压制。

香港部分媒体一览（图/myappwiz）

寒竹研究员表示，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讲，香港的反对派其实没有任何优势。香港所有宣扬西方“自由民主”的人从来没有在理论上讲清楚过任何东西。各位可以想一想，香港的反对派哪一位讲清楚过任何理论问题？香港反对派主导舆论话语不是靠讲清楚理论，而是靠对香港的现实问题进行歪曲而误导香港市民。香港反对派在1997年回归后做的一件事是有效果的，当然这是一件坏事，这就是把香港社会的各种内部矛盾，统统歪曲为成香港与内地、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在现今的香港社会，相当多的社会问题都被反对派歪曲为“中央政府与内地居民造成的。”，这是香港与内地产生隔阂的一个根本原因。

他认为，反对派之所以在香港有相当市场，主要是因为现实因素而非理论因素。香港反对派一方面把把所有民生困难都归罪于政府，另一方面也确实在某些民生问题作了一些工作。比如，具有“泛民”色彩的“香港教协”就颇为深入群众，确实为教师的福利做了不少工作，这个组织对教师有相当的吸引力。在香港的教育专业人员中，将近90%的人都是“教协”的成员。事实上，香港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理论的社会，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商业社会。谁能够抓住民生问题，谁就能把民生问题解决好，就容易获得民心。至于政治理论，普通香港居民是不太关心的。他认为，如何深入民众，如何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是香港建制派必须考虑的。

内地与香港的爱国青年从哪里来

数位香港青年对内地青年也颇有观察，有人将香港激进青年与英国反对脱欧的中老年人对比，认为两者都是不愿改变的保守派，提问如何改变青年的这一现状。

对于这一悲观的看法，范勇鹏研究院员出了另一个视角，在他对美国和欧洲的历史观察中，他发现凡是青年造反的地方，恰恰会迎来一个黄金时期。而老年造反的地方，未来走向堪忧。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都反映出最应该持保守意见的年长人群产生了普遍不满，说明社会危机已经十分严重。香港年轻人中支持港独的极少，但是年轻人的失望不满是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面临着买房、就业的生存困境，缺乏发展的机会，这些恰恰是可以解决的，香港现在需要重点解决经济平等问题，让年轻人看到希望。融入祖国的发展大潮，是香港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