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这次中国新冠疫情发生后，我们国内报道，第一个将不明肺炎情况发现并上报的是张继先教授，国家对此非常重视，并予以记大功。但是，如果你去看法国媒体，是看不到“张继先”这个名字的。恰恰相反，他们只报道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医生当然值得敬佩，但李文亮是共产党员，法国是不会报道的；在他们的报道中只会描述李文亮医生“受迫害”的形象。最近国家追授先进工作者，李文亮医生也在内，但这些新闻在法国媒体上都看不到。因为法国媒体已经将他描写成一个“反体制英雄”，一个“反体制英雄”怎么可以被政府评为先进人物呢？这不就自相矛盾了？所以，这种时候，他们总是选择沉默。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就是谈这次疫情中的法国媒体，尤其是所谓的“汉学家”，捏造事实，令人无法接受，我们可以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你们可以对我们批评、批判，但不能捏造事实。法国有一位“汉学家”，名为瓦蕾利·尼凯，只要碰到中国问题就会有她。尼凯最近制作的一个纪录片中，捏造了关于中国政治学习软件的事实，一方面指称中国政府通过软件后门监视党员，另一方面又错误配上抓捕中国在海外通缉的贪污犯的视频画面，荒谬至极。

事实上，法国驻华记者们看到这种所谓的纪录片，立刻就可以核查，找一个党员，问问对方手机上是否安装了这个软件，也可以问对方能不能举例说明是否有自己同事或党员朋友因此事被抓的。这类非常简单的事情，根本没人去做，反而是捕风捉影报道一些不存在的东西，给法国民众制造一个虚构的中国形象。

相反，中国记者在报道西方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把表面现象、特别是良好现象当成西方社会的全部。更多报道都是有关他们的正面行为，基本上只要他们官方说什么，我们就原封不动地进行报道，但是法国一些非官方的或者一些比较负面的社会现状报道，我们要么看不见，要么不报，最终导致我们向国人描绘的西方世界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我经常说，今天在所有地球人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两个现实，一个是自己生活其中的现实，一个是媒体虚构出来的现实。而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媒体将中国虚构的非常恶劣，缺乏自由人权，而中国媒体虚构出来的西方是非常完美的希望之地。

为什么会有张维为说的“一出国就爱国”，是因为在媒体虚构的西方世界的熏陶下，人们认为西方是完美的，但一旦自己真的来到西方、生活在现实的西方社会中以后，就会看到很多不尽人意之处。这也是现在驻外记者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如何把一个真实的西方告诉国人。

比如，在法国记者可以报道法国的负面问题，只要这些负而问题不涉及其根本的体制实质。但问题是，国内报道法国和西方的负面信息很少；有时即便有报道，大部分也是因为他们自己报道负面消息了，我们才跟进；绝大部分时候，他们不说我们不报。

现在正值全球疫情蔓延之中，法国的有些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地道的，比如政府告诉民众，这个病毒没有问题，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病例都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轻症无需去医院，其实这种笼统的说法是很不负责任的，不仅可能导致病情的恶化，而且可能还会导致法国人拒绝隔离，这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对未来法国疫情状况非常不乐观。但这些我们的驻外记者却很少报道。

郑若麟老师在法国电视台数次参加辩论

这其中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们的驻外记者在西方媒体上的发言权非常少。过去，我在法国外派的时候，经常被请到法国媒体参加讨论，这相当于我代表了中国的声音。其实，要参加国外电视台的节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要顾及到政治政策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总是以少对多，现场发言必须没有任何漏洞才行。虽然这非常难、机会也很少，但一旦成功，效果就超乎想象。

我在法国几乎是唯一个经常去法国电视台参加节目的记者，后来也有过一两位，但遗憾的是，最近极其少见。我想，这其中应该也有一些原因，他们愿意请我参加节目，是因为我在法国常驻的时间比较长，知道他们玩的游戏的潜在规则；再加上我在法国当地用法语撰写、在法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有一定影响力。

西方世界总是带着刻板印象批评我们，认为中国是有一个党在管着报纸，有些话题不允许报道。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情况不存在，但问题是西方自己也有，他们是无形的规训，换一个通俗点的说法就是“政治正确”。很多东西，他们是很自觉地集体遵守，要不报，大家就都不报，要报一起报，而且在报道时把握共同的尺度，这就叫“政治正确”。

比如，在这次疫情中，美国起初一段时间突然决定不再公布具体确诊数字、疑似数字。要是中国政府做出类似的决定，那一定会被批评为“隐瞒病情严重程度”。然而美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美国媒体只是略作报道。为什么不继续深入地挖掘报道？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些报道出来后，肯定负面效应非常严重，会导致“政治不正确”，所以他们就不再报道。

这就是奇特的现象，对很多西方媒体而言，一旦涉及到他们体制本身的时候，也有“政治正确”这样一条红线不能逾越。只要长期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待过很长时间，保持敏锐观察力，就能发现。我经常推荐边芹的两本书《谁在导演世界》和《被颠覆的文明》，里面有很多剖析，为什么西方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如何才能突破这些框架来洞见西方媒体。

就像这次中国疫情发生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以“东亚病夫”作为标题，我非常清楚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无非就是要把中国划到他们的对立面去——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坏事，这就是他们报道的核心和风向标。其他国家发生任何疫情，人数多，没关系，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是中国，那就是不正常的，数字是可疑的，采取的措施是违反人权的，总之中国的一切都是错的，其他国家都是对的。他们已经预先划好了明确界限，让所有记者明白，在写中国的报道时要突出中国的负面情况。

其实，法国媒体也是如此。这次疫情以来，法国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研究人员，甚至包括政府，对中国官方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赞不绝口；不少法国医生在电视节目中被问到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有什么看法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示，中国的政策非常透明，及时将所有信息都传递给我们。但是，法国媒体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媒体上，中国疫情报道基本上依然是负面新闻占多数。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我们如果只看西方世界的专业人员，几乎都对中国的防疫作出正面评价。而主流媒体则相反。不过，也有小部分媒体这次也有了一些转变。法国的一家大报“世界报”，曾对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些关于中国疫情的视频画面进行核查，结果发现很多是假的。比如，有一个反映“武汉街头尸体遍野”的视频，“世界报”查证后发现，这个镜头是在深圳而不是武汉，而且视频时间是凌晨，因此怀疑那睡袋中睡的是流浪汉，而非网上所谓的“尸体”。2月26日，“世界报”专门在其网站上发表一篇辟谣报道。

疫情中，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曾发表过一个声明，专门对法国媒体的种种谬误提出只要在法国生活过的人就知道，法国媒体上有着一个奇特的中国、黑暗的中国、地狱般的中国，跟现实的中国完全不相干。

但是，疾病不分高低贵贱、不分意识形态，关乎每个人的生存。就像前面所提到，也许因为疫情，正在出现一个微妙的平衡，甚至未来会有所转变，也就是说西方媒体虚构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这两大力量正在西方的电视观众、媒体读者的头脑中激烈的战斗；谁能占得上风，取决于将来中国发展的趋势。当然，我相信现实的中国会越来越占上风，因为中国的表现和预期会越来越好，真正的现实总归会战胜西方媒体虚构的现实。

（采访整理/观察者网 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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