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查理周刊》事件，国内媒体诸多评论，充分显示了某种程度的“自由”，某些甚至在法国也忌讳的话语，在中国畅通无阻。这种诡异的状态大概也就只会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出现……

但一些被证明是无知所引发的评论，应该随着我们对事件的进一步了解而自动地烟消云散。比如说《查理周刊》“讽刺的对象是全方位的，从穆罕默德、耶稣、圣母，到教皇、总统[1]”，以此来证明《查理周刊》蔑视“一切”权威，而非专门与穆斯林过不去。这不是事实。《查理周刊》在伊斯兰世界遭到抵制的原因除了穆罕默德的画像之外，其双重标准也是一个重要甚至是关键性因素。这一点，乔姆斯基也看到了。他在《巴黎袭击事件表明西方激愤情绪的虚伪》一文中这样认为，当“勇气可嘉（这是以讽刺而非赞扬——引者注）的《查理周刊》开除了漫画家Siné（锡内，或译西内），因为他的一个评论被视为具有反犹太主义内涵的时候[2]”，言论自由就被分为“我们的”与“他们的”了。我们的是正确的，而他们的则是不正确的。

围绕着《查理周刊》事件，国内媒体诸多评论，充分显示了某种程度的“自由”，某些甚至在法国也忌讳的话语，在中国畅通无阻

应该承认，知道《查理周刊》锡内事件的国人很少。在短时间内对时事进行评论是难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或者，认为锡内事件并不能证明《查理周刊》执行“双重标准”，那也可以，只是不要在不知道这一事件时就认定《查理周刊》是对所有权威一视同仁的。这不是事实。

但我发现在一些学者的评论中，居然再度引用伏尔泰的所谓“名言”即“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3]”，那就错得离谱了。因为我早在2011年就撰文证明，将这句话套给伏尔泰是一个误传。今天在法国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伏尔泰的原话了。我的文章也已经被选入《坐在人生的边上：2011笔会文萃》一书中。作为普通读者，不知是正常的。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了。

可能在一些人眼里，这是一个小问题。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关键问题。你可以赞同或反对任何事务，但你不能否认一个事实。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世界，“事实”与“真相”已经日益“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立场”、“态度”。当时我发表文章时，就有人来反驳我，说“谁说的不重要，就是叫花子说的，我们也支持”。真的吗？假如一个叫花子告诉你，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言论自由一受现行法律的限制、二受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三被无形的“政治正确主义”禁锢，你相信吗？

名人效应是不可否认的。将这句“名言”与伏尔泰切割开来，是必须的。所以，我重新翻出我的旧文，供迄今为止不知伏尔泰从来没有说过这句遐尔闻名的“名言”的学者们参考。

一句伏尔泰从未说过的“名言”

2011年05月02日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据说是伏尔泰的“名言”。这句话流传如此之广，甚至在伏尔泰的祖国法国也被奉为“至理名言”！正是在这句“名言”的掩饰下，法国近年来一些离经叛道的话、一些惊世骇俗的话、特别是一些排外、仇外、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话，都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电视、电台、讲座、沙龙、报刊上风行无阻。似乎在“誓死捍卫说话权利”的旗号下，一切都可以被允许！言论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绝对自由的言论是不存在的，也不应该存在，正如伏尔泰的这句“名言”亦仅仅是一个误传而已！伏尔泰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思想。

最早提出这句“名言”的，是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她在出版于1906年的一本题为《伏尔泰之友》的书中引用了这句话。后来又在另一本书《书信中的伏尔泰》中再次引用。但后来当这句话引起争议时，霍尔明确表示，她“综述”了伏尔泰的思想。她的依据是“爱尔维修事件”。伏尔泰并不喜欢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所写的《论精神》一书，称之为“一堆毫无条理的思想”；但当这位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书出版后倍受教会和当局攻击之时，伏尔泰又为之辩护。于是霍尔在评论这件事时写道：“‘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从此便成了伏尔泰的一贯态度。”，她“错误”地将这句她自己的评语加上了“引号”，结果使后人以为这是转引自伏尔泰本人的话。于是很多人便引用此话，结果导致这句话越传越广。然而很多伏尔泰学者曾经表示怀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伏尔泰的著作里读到过这句话，因此从这句话问世后，就一直存在着质疑。

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自己后来在1939年5月9日的一封信中承认，是她“误”将这句话放在引号内而导致读者误解的。她在这封信中写道：“您在我的著作《书信中的伏尔泰》中读到的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我本人的话，我不应将它用引号引起来。我无意中犯下的错误误导了您，使您以为这是伏尔泰的一句话。请接受我的道歉。”霍尔的这封信后来被收入194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因此，伏尔泰没有说过这句话，几乎是清楚无疑的。

但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题为《法兰西名言录》的书中再次提及这句话。书的作者是生活在美国的犹太翻译家诺尔贝尔·古特曼。古特曼在书中做出了另一种解释，称这句话是伏尔泰在写给一位名叫勒·利奇的教士的信中出现的。原话据古特曼的“翻译”如下：“教士先生，我讨厌您所写的文字，但我不惜献出生命，也要使您能够继续写文章。”这本书问世后，再次使人们认为，伏尔泰确实说过这句话。然而怀疑派根据古特曼的解释进行了寻找和研究，发现这封信确实在历史上实有其事，被收入在伏尔泰全集中。但在伏尔泰的原信中却并没有“教士先生，我讨厌您所写的文字，但我不惜献出生命，也要使您能够继续写文章。”这样一句话，甚至连这样的意思也没有。古特曼从来没有就他的这本“翻译著作”做出进一步的解释。直到1994年，曾通读过伏尔泰全部文字作品的日内瓦伏尔泰博物馆馆长夏尔·维尔兹，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重提这件事，他证明伏尔泰确实从来没有在任何作品中说过、写过这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