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有为看来，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情绪绝不仅仅源于种族差异。可作参照的是，即便挪威和瑞典属于同一种族，挪威最终也寻求离瑞自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匈牙利“自有国体”，就像发育完全的孩子，终将离开母亲而独立。他总结欧美从列国并立走向统一，共有三条途径，美国、瑞士是“以德服人”，意大利、荷兰是“以功服人”，而普鲁士统一德国则是“以力服人”。但这些国家最后都实现了更高的整合程度，意大利已经实行郡县制，美国则是“混于一统”，德相当于“侯服”，都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挪威原来臣服于瑞典，类似匈牙利臣服于奥地利，但既然挪威已经独立，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联邦体制，只存在于奥匈帝国。^【12】

这种事实上的联盟关系，尤其体现在奥匈帝国的议会体系中。康有为观察到，奥地利与匈牙利议会相互独立，并不存在一个奥、匈两国共享的联邦院，而是由各自的议会选出六十名公共议员，上议院20人，下议院40人，每年由君主召集分别在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开会，交流共同事务的方法是分别讨论之后“各笔之于书而后会合互易”，如果发现决议不同而难以断定，则重新开会投票决定。康有为认为这种议事方式与德、美两国差异极大，他猜测这么做是因为匈牙利人不愿前往维也纳，受奥地利的牵制。^【13】这一见解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

康有为 《走向共和》视频截图

在康有为看来，奥地利皇帝的权力原本很大，但经过1848年“君民大争”，“王有权而不敢稍用”，民间也有“虚无党”伺机等待革命。而皇位继承也存在着风险，康有为说，奥皇长子早死，次子宁可居住在巴黎与妓女结婚，也不愿意回到奥地利——康有为说的奥皇长子，其实是其独子鲁道夫（Rudolf），1889年自杀。

而所谓“次子”，实际上是奥皇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在堂兄自杀后成为皇储，但其夫人苏菲（Sophie Chotek）并不是康有为说的妓女，而是一位女伯爵，只不过根据皇室的规矩，皇储必须从统治（或曾统治）欧洲国家的王室中挑选女子为妻，女伯爵达不到这个门槛，但其贵族女子身份是无疑的。康有为预测，当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去世时，奥地利将会有一场继位危机。^【14】在此，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皇威廉二世的反面镜像，后者是一位有为君主，不断集中全力，而前者则不敢使用手中的权力，由此也导致奥地利的离心力日益增强。

奥地利的政教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权力。康有为在1912年所作的《奥政党考》中进一步指出，奥地利政教合而不分，罗马天主教仍为国教。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奥帝欲有所改革，而教长阻之，人民从教士之说而恶帝，帝甚危之，不敢少动，大臣有司亦略同。”^【15】康有为甚至将这一观察扩展到所有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身上：“凡旧教之国，皆为大僧所束缚，难于变法更新，守旧之俗甚盛，故致强之效为难。”^【16】

在1906年所作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为曾经尖锐地指出，奥匈帝国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恰恰在于其内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种语言，10种文字，而德国通行德语，有四种地方口音，但普鲁士口音得到了普及。奥匈帝国语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运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学多种语言。在军队里面，官与兵，兵与兵之间经常无法沟通，导致战斗力低下。^【17】但是，由于“民权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国境内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而德国皇权比奥匈帝国皇帝更强，所以在全国推行了普鲁士口音，普鲁士之外的其他邦国纵有不满，也无法对抗。

何以“民权大盛”导致哈布斯堡皇帝无法推行统一政策？康有为1908年《补奥游记》在议会政治中发现了中间的传导机制：“其在议院也，十四州各自为政党，各日月倾轧争政权。于是奥政府无能数月者，于是奥政治无一能举者，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俾斯麦无所用其力。于是宫室之伟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只为亡国之具而已。”^【18】1912年的《奥政党考》进一步重申了《补奥游记》中的发现，康有为指出，奥国有18个政党，“各私其州人”^【19】，而各州“风俗不亲，语言不合”，各州之“私”，无法通过议会政治的平台，成功转化成为国家的“公”。

康有为在1908年所目睹的，实际上是1907年奥地利宪政改革的结果。1907年，奥地利引入成年男性普选制度，但选举制度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对立。所有的政党在事实上都以民族和区域忠诚为基础，在议会中的政党又以民族为界组成党团。甚至在议会中力量最强的社会主义党团内部也存在民族冲突，比如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的捷克成员就在1911年脱离该党，自立新党。

两个民族政党往往为对抗共同的不喜欢的民族政党而结盟，但在议会中不可能形成一个多数，推进奥地利的共同利益。匈牙利政府一直要求维也纳给予更多权力，哈布斯堡皇室在1905年威胁要在匈牙利建立成年男性普选制度，吓退了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必须给予占匈牙利人口一半的其他民族以政治权利，从而稀释马扎尔人的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宪政并不能解决帝国内的民族问题，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帝国内原本就存在的地方主义。

在1912年写作《奥政党考》时，康有为正面临着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党蜂拥而起的局面。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大批人欲晋身仕途而不能，到了民初，都将组党、入党作为谋取仕途的捷径。一时政党遍地开花，“大党并立割据，小党星罗棋布”^【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