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战争成了美国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

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将举行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分裂政府的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⁸⁴

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将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放在国内产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这等于将美国的安全基点从本土移至中东，这样，华尔街国际财团就将超负荷的国防任务强加于美利坚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战争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国力。2007~2009年间，美国国防支出占美国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军费支出却占国防支出的96%左右⁸⁵，国防支出基本没有“浪费”，都用于军费了。其间的关系是，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能源的扩张；军工能源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财政。战争成了国家财政增长的“推土机”，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并对华尔街金融产生日益严重的依赖。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而危机又恰恰以战争的失败或难以为继为先导。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经济政治危机，欧洲人来到远东，用大炮打开中国和印度市场，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化为西欧释放的巨量浮财使欧洲渡过难关并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末，苏联解体又为处于低迷的美元注入浮财，这使美国经济转入“持续高增长”⁸⁶的阶段。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的美国不能找到像苏联解体那样的巨额浮财，美国从而美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还是很快的。恩格斯在分析古罗马衰落的原因时说：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⁸⁷

列宁说：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000-1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⁸⁸

今天的美国同样陷入罗马帝国自己编织的悖论之中，即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这在美国都“不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那么，如果没有其他像苏联垮台那样的国际“浮财”挽救，美国除了革命，还会有其他出路吗？没有。稍有区别的只是，目前白宫政府急需“浮财”，而美国人民则急需革命。现在美国白宫正在与人民“赛跑”。

3. 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1）“亚太再平衡”是痴人说梦

“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⁸⁹肾虚火大，是今日诊断美国病的“临床表现”。自“911”之后，战争再次成为美国白宫的选项。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至21世纪初的阿富汗、伊拉克的所谓“反恐行动”，美国已与俄罗斯结下血仇。2011年始，美国又开始“战略东移”，要实现“亚太再平衡”，目标直指中国。2016年9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发表讲话，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进入了第三阶段，将继续提升和稳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卡特在讲话中称，美国将会把更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地区，包括F-35第五代战斗机、P-8型反潜侦察机和升级版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以及太空和网络新技术。他还说，美军掌握了一些人们料想不到的新武器，并会投放亚太地区使用。⁹⁰

“再平衡”？那要看在哪平衡。实施战略平衡政策要有欧洲那样的有对等实力平行存在的地缘政治环境。亚太地区与欧洲不同，在俄罗斯没有来到远东之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存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今天若没有俄罗斯参与，千里迢迢来到远东声称要搞“再平衡”，这无异于唐•吉诃德先生挑战大风车，若不是痴人说梦，那也是天方夜谭。况且，在俄国旧恨未消的情况下，美国又与中国产生新怨，1-2=-1，这样的结果，妇孺皆知。

（2）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已是目前美国全部问题的症结，中美竞争的本质是制度之争。

中国在亚洲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远高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和为这种经济提供支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如《美国和中国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3）》《美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2000～2013）》两表所示：

我们看到，在从1990年至2013年年间，美国第一、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远低于中国，唯独第三产业在这十多年间均高出中国1倍有余。在总产值的产业构成方面，从1980年至2013年间，美国第一产业高于中国；第二产业，自1980年略高于2个百分点，但自2000年后，中国则超过美国；第三产业1980年中国高于美国近4个百分点，可自2000年后，美国则大幅超过中国近1倍。如果给美国经济开出诊断处方，那就是肾虚脾弱，身体机能处理不了过多“营养”，导致体形肥胖，身感无力。与美国比较，中国具有更强的和可持续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超强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中国，有祖国的产业资金和资本隶属并服务于劳动者国家，银行在国家手中；而在美国，有祖国的工业资本隶属并服务于没有祖国的国际金融财团。20世纪初的德国经济学家鲁•希法亭⁹¹在《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中说：

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⁹²

而21世纪初的情况则是，已不是产业资本，而是代表产业资本的国家，“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银行”才能获得对国家权力的支配。在当今美国，国家权力已从产业资本家手中移至金融资本家手中了。有祖国的白宫成了没有祖国的华尔街家族手中的变幻金融戏法的工具。其随时可能被抛弃的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在中美这场较量中，中美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之争，美国当前竞争力的衰落本质上还是制度竞争力的衰落。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⁹³

（3）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于世界进步的时代意义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对21世纪世界正义与和平最大贡献，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21世纪已不是一般的产业资本家阶级，而是金融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的前身就是已存于人类早期并对人类社会具有瓦解作用的高利贷阶层（由于它不依赖实体经济，故称之为“阶层”）。如果当代中国也像苏联那样倒在金融资本的脚下，其结果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更加腐朽和反动，世界更加黑暗。早在一百多年前，约•阿•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伦敦，1902年版）一书中就中国的成败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失败的前景将是：

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

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

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⁹⁴

在这里，我们只要将引文中的“欧洲”改成“美国”，今天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于世界进步的时代意义便一目了然。

（4）升级后的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走势

同样，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时也必须说明，当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战胜社会主义国家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⁹⁵斯大林曾随列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大战略家，只有这样经历的人才能对资本主义战争性质有深刻的认识。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⁹⁶

斯大林解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对此，斯大林解释说：“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⁹⁷

斯大林的判断在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外交中得到再次验证。对于今天的美国对华战略而言，在其不能通过“制造内部问题”击倒中国时，在西方内部“取得优势”应是今后美国外交的优先选择。欧洲统一进程在英国脱欧后出现的逆转，则为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罗斯福式”以及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式”的外交选择提供了条件。

但出现这一前景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中国不倒——“中国不倒”的含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世纪40年代，欧洲出现危机，马克思预测欧洲革命将推翻资本主义，为此写了《共产党宣言》，宣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⁹⁸但结果是因欧洲在东方打败了中国和印度，随之而来的是这两个东方富国的财富流向并挽救了欧洲。欧洲随后便出现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英、法、美想将西方内部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机引向东方苏联。为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想坐收渔利，结果是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科战役胜利、希特勒败局已定之后，罗斯福迅速选择苏联为盟友，调头瓜分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家产”——这是雅尔塔体系的实质。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扩大了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1968年3月爆发美元危机。在半个多月中，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了14亿多美元，3月14日一天当中，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350~400吨的破纪录数字。由此迫使黄金美元转为石油美元。苏联利用这次危机与美国展开全球性的争霸，美国国力不支，这迫使尼克松放弃敌对中国的政策。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满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对西方采取石油禁运，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深刻地动摇了刚建立不久的石油美元的基础。此时苏联在全球范围已对美国形成相对优势，这又促使美国与中国建交，恢复全面外交关系。此后美元因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加入世界市场导致美元前所未有地大幅升值。80年代后期，美国高峰过去，至88年迅速下落，美国便推动中国内乱，在中国不成功后便转向苏联并促成苏联解体，与19世纪西方炮舰打开中国和印度的国门挽救了欧洲危机一样，20世纪末西方搞倒东欧和苏联造成大量浮财西流，美元迎来了战后第二个巅峰。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来自俄国的浮财中断，美元指数持续下跌，美国再次挥师中东，结果美国联同美元被战争拖垮，现在美国又掉头“战略东移”，要从中国打些浮财，其结果将会如何呢？结果只能与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形势相似，如果中国顶住，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就会抛弃美国向中国靠拢，那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就会以罗斯福之道还美国之身，对美国“请君入瓮”⁹⁹，在远东联手中国，在欧洲联手俄罗斯，以图重新恢复欧洲人“百年复兴”¹⁰⁰的梦想；反之，中国将再次面临新“八国联军” 来中国“分羹”¹⁰¹世界又重新回到金融资本统治下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