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2. 好学问当通天接地。

1563. 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在远离中原的川西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诸葛亮明知“王业不偏安”[36]的道理，但立都于益州(成都)不仅使蜀汉政权的偏安地位更加固化，而且还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了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是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37]之说的另种表述。[38]

1565.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39]；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40]，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41]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42]鲁迅将话说得透，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43]

但这都是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方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堪笑书生轻性命，每逢险处更徘徊”[44]，用陆游这句自嘲的话评价诸葛亮也是合适的。

1566. 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45]

毛泽东在读苏洵的上述分析时进一步补充道：“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46]其实，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47]的覆辙？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说的“千里之遥”这四个字，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致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也正是因为立都于成都，才使刘备率兵东进陷入同样也让一百多年前公孙述政权纠结的“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48]的危境。

毛泽东借曹操的话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49]这个“计”，如结合毛泽东以重庆为重点的三线布局，笔者认为并不是“隆中对”中的“计”，而是说刘备认识到重庆的战略地位的时间——很可能就在失去荆州和夷陵失败后——太迟。

1567. 在识人问题上，刘备的失误已不是“得计稍迟”而是太迟：天下还有让皇帝在前方打仗，自己在后方“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50]、皇帝被打败且“于永安病笃”后，不急及前往接援，自己反坐拥雄兵于数百里之外等皇帝落荒回城喊门的宰相吗？如果有，那就是诸葛亮。书说“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这说明在皇帝打败且病情日深时，诸葛亮不是主动接驾而是被刘备临终前从成都召到永安的——这已是大不忠；到永安后，刘备话题直涉九鼎之事——这已让人感到他对诸葛亮的担忧，嘱亮：“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可辅，辅之；如不才，君可自取。”[51]在诸葛亮表态“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刘备才诏敕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52]——这已让人感到他对无时间处理诸葛亮问题而无奈。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准备北伐，出发前又作《出师表》：“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53]通读全文，无非是在告诉其身后“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的朝廷大臣，不要有其他想法，先帝对我曾有“你办事，我放心”[54]的嘱托。可以设想，如果刘备能多活两年，仅就诸葛亮在国事出现重大危机的章武三年（223年）间的政治表现而言，刘备对这位爱惜羽毛胜于爱国的诸葛宰相的放心的程度将会大打折扣。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55]，“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56]；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57]，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58]的评价大体一致。

1568. 公元222年8月，刘备兵败夷陵，陈寿在《三国志》中说：“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59]永安，长安也。永安，今奉节，治所在重庆市，地处瞿塘峡口，荆楚上游，控巴蜀东门，为川东军事重镇。书说刘备“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这一细节告诉我们，刘备步入城后即改旧名，这有强烈的的政治宣示的意味。我们不能说刘备要迁都于此，但可以肯定刘备决意帝乡此地。次年（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永安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定居永安是因为他自觉“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60]，这种以在乌江边长叹“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61]的项羽境界揣度政治家刘备失败后改名且定居永安的心思显然是不准确的。毛泽东批评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62]

1569. 祸，拜斜为正。呙[wā]，斜戾之谓，《说文》：“口戾不正也。”娲[63]，诬词。

1570. 许多人不败在聪明而败在不老实。

1571. 和平时期的政治需要“狐狸”，战时政治则需“狮子”。（朋友箴言。）

1572. 毛泽东说：“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为科学。”[64]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妙，即矛盾的辩证存在和发展，徼，则是规定矛盾的边界。矛盾是无限存在和发展，但具体矛盾则是有边界规定和不断转化的。如果有利益所求，那仅知道主要矛盾还是不够的，还得知道矛盾存在的范围和相互转化的边界，不然就不可能知道如何解决和转化矛盾，转化而不是消灭矛盾才是解决矛盾的要义，也是战略哲学的要义。

1573. 高手接招后——通过心交——感触到的不仅是赛局的输赢，还有对手——不问其身份如何——事业的大限。

1574. 1965年1月9日，斯诺问毛泽东为什么你总是说世界革命，毛泽东告诉斯诺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65]毛泽东这句话很有哲理，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巩固和消化战果，就需要几乎是翻倍的资源，而不能消化的战果多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资源并拖垮我们的国力，弄不好还要与当地人民结怨，而怨意积累多了就会化为怨恨，今后再来化解这些历史怨恨又要更多的资源。沙俄帝国在中东铁路上犯过这样的错误，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到处出兵，“输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为了化解这些怨忿又要到处支出并持续透支资源，结果将苏联生生拖垮。懂点军事辩证法的人都会知道，对军事据点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其半径的控制。十个控制点需要的就是控制十个半径面的资源。较远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没有控制南北纬30度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脚，而中国远没有这样大的资源。礼花因虚而明，礼炮因空而响，虚实矛盾是可以转换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的哲学深义。

1575. “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66]（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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